柯华庆：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基于三种政治类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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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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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治理现代化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柯华庆（1969—），男，江西彭泽人，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党规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中国法学会党内法规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宣部马工程重点教材《宪法学》修订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党规学、法理学和宪法学。党导立宪制和共同自由理论创立者。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一种是部分知识分子幻想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本文对封建专制政治（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资本主义政治（强者与弱者联合，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或者党争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政治（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称为党导民主制）予以较为深刻的剖析，并且论证：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是共产党联合最广大人民节制资本和权贵的政治，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后的历史选择。中国主流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将资本主义宪政当作道统，批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宪法学人应该为本国政权合法性辩护的基本常识，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关键词：政治思想；封建专制政治；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每个人都是政治人，只不过有些人是有意识的，有些人是无意识的，有些人意识强，而另一些人意识弱而已，所以有“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的名言（亚里士多德语）。狭义的政治通常指国家政治以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政治，是围绕国家权力分配所进行的活动。在一个国家中，作为领导主体必须明确“你是谁”“为了谁”和“依靠谁”，由此决定了各个主体在国家中的地位。

国家政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社会关系的统领，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只要一直追问下去就会涉及政治主张，只要是涉及社会关系的学问都会与政治有关，区别只不过在于是强联系还是弱联系。中国学术传统以人事为对象，也就是以社会关系为对象，所以传统中国学者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孔子的经典“问知”即“知人”（《论语·颜渊》）的说法就是例证。自孔子以来，中国一直就有政统和道统之分，道统是政统的标准。“士志于道”，这个“道”是尧、舜、禹等形成的“古道”，学者以掌握“道统”自居。这一文化传统在经历几次周边少数民族入侵之后并没有多大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器物、制度到文化，中国面对西方的强烈挑战。自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一百年，大量言必称西方的中国学者以“民主”和“宪政”为“道”评判中国政治社会，形成了以“洋道”评判政治的新道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旗帜下，绵延不绝的各种“古道”再次亮相。

一、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

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往前可以追溯到孔子，一直延续到今天。朱熹及其弟子黄干是“道统”论的正式建立者［1］（P21-22）。《近思录》第一卷是“道体”，在朱熹道学中居于纲领的地位，阐发了儒家的天人合一和天理思想。

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中庸》是集中讲“道体”的文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首段中说明了道体、道统和道学的关系：“《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义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2]（P14）道体“允执厥中”由前圣传之后圣。上古圣神都是德位兼备，才有资格“继天立极”和传授“道统”。

所谓“道统”就是“内圣外王之道”，统一于既内圣又外王者。为什么道统后来发生了转移呢？《中庸章句序》有言：“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2］（P14）由此可见孔子并没有传道统之资格，孔子虽然“贤于尧、舜”，但“不得其位”，只有述“道学”。朱熹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1］（P20-21）濂溪先生（周敦颐）所传的正是孔夫子的道学。余英时指出，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即内圣与外王合二为一。周公之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于是孔子开创了“道学”时代。［1］（P21）

朱熹弟子黄干在《徽州朱文公祠堂记》中通过区分“道始行”和“道始明”发展了朱熹的思想，将道统和道学合二为一，使得道统成为儒家圣贤的专利：“道原于天，具于人心，着于事物，载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此道统之传，历万世而可考也。”［1］（P22）行道统的是内圣外王，明道统的是儒家圣贤，那么内圣与外王分裂之时，到底是内圣高于外王还是外王高于内圣呢？儒家学者提出了与“道统”相对的“治统”（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政统”）。1345年，在宋、辽、金三史修成之后，杨维桢上《三史正统辨》表，主张“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1］（P22）也就是说，“治统”的合法性或正当性依附于“道统”，道统就成为约束君权的标准。

道体是道统的精神内核，道统尽管上溯上古三代，而实际上依赖于儒家读书人对道体的解释，因为道体本来就是像“天人合一”“天理”“中庸”等等抽象的形而上之道。道统实际上是封建贵族政治，评判的对象是君主政治，儒家通过区分政统和道统为知识贵族赢得政治地位。由此，以道统自居的中国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得到大大提高，形成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的道统文化，无论为官还是隐居，都可以以“有道”或“无道”来评判君主政治或专制政治。

读书人执掌道统一直到 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正式结束。1911年辛亥革命开创了民主社会的新纪元，1915 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然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很多中国学者的道统思维仍然非常顽固，只不过将古道换成了洋道。

二、现代学者的科学精神

伴随着船坚炮利，西学进入中国。西学的核心是“黜伪而崇真”［3］（P2），也就是科学精神。科学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结构和行为方面的知识，能够通过经验或实验所证实或证伪。简言之，科学是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

（一）实证方法与逻辑方法。爱因斯坦在 1940 年对科学有一个总结：“科学是这样一种企图，它要把我们杂乱无章的感觉经验同一种逻辑上贯彻一致的思想体系对应起来。在这种体系中，单个经验同理论结构的相互关系，必须使所得到的对应是唯一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感觉经验是既定的素材，但是要说明感觉经验的理论却是人造的。它是一个极其艰辛的适应过程的产物：假设性的，永远不会是完全最后定论的，始终要遭到质问和怀疑。”科学方法与日常生活中的方法的不同“在于概念和结论有比较严格的定义；在于实验材料的选择比较谨慎和有系统；同时也在于逻辑上比较经济”。［4］

（P527）在此，爱因斯坦揭示了科学理论的两个特征：形式逻辑所构造的体系和实验方法。用一句话说，科学是一种能够通过实证检验的逻辑上一致的假设性体系。以演绎推理为主的逻辑精神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奠定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是范本；实证科学方法是弗朗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奠定的，将实证方法用在社会问题研究上则是由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开启的。

实证方法和逻辑方法面向的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解决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我们学习西学应该是利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实证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等等，构建自身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法律理论等等。

（二）科学精神。构建科学理论的一般过程是这样的：对于自然、人或社会现象回溯性寻找可能的原因，所找到的原因是一些假设性命题。这些假设性命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并且从精确性上考虑常常是数学上的函数关系，首先要求这些假设性命题能够解释已知现象，基于这些假设性命题根据形式逻辑可以推出很多新的命题。假设性命题可以是抽象的，然而从假设性命题所推导出来的新命题必须与经验有关，可以通过经验或实验验证其真假，真假的判断在于是否与感觉经验相符。近代科学与传统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通过人为的实验来检验这些新命题的真假，实验是可重复的和普遍的。

这样，现象与现象之间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从假设到推导出来的命题所形成的理论体系对形式逻辑的依赖很强，形式逻辑的作用像建造房子用的钢筋混凝土。好的科学理论能够从尽可能少的假设推导出尽可能多的新命题，这些新命题与经验相对应，可以通过经验或实验检验。例如，牛顿力学大厦就是通过三大定律推导出来的。通过上述阐释，我们可以发现科学至少有三方面精神。［5］（P142-146）

首先是逻辑精神。形式逻辑要求科学理论大厦中的命题可以通过基础性命题（所谓的公理或者定律或者假设）通过演绎必然地推出，命题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从自认为无可怀疑的命题出发，逐步建立起知识的大厦，将一切建立在十分清楚、极其分明的基础上是认识论的信条。形式逻辑是科学理论构建的必备工具，正如严复所言，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3］（P1026）冯胜利认为，“中华学术之振兴，必待逻辑振兴而后大兴。”［6］正是因为我们传统文化中相对比较欠缺逻辑，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逻辑，更重要的是用逻辑方法来发现已有理论的缺陷和建构新的理论。

其次是求真精神。求真精神包括可证实性原则和可证伪性原则。求真精神就是有可能通过经验或实验来支持或者证伪它，既不能直接检验也不能间接检验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可证实性原则是强调所有科学命题都要与人们的经验发生关联，通过经验得到证实。由于科学理论大都是全称命题和有些科学命题的抽象性，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很难成为判断是否是科学理论的唯一标准。为此，波普尔提出可证伪性原则，也就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借经验检验的方法被挑选出来：经验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可能被经验所驳倒。［7］（P6）可证伪性并非指已经被证伪，而是指可能被证伪。好的科学理论是有可能被证伪而没有被证伪的理论，一次次有可能证伪该理论的“反例”却变成了一次次证实它的证据。可证伪性标准打破了将科学理论作为正确的代名词的神话，使得我们看待科学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变成了试错，即“把科学的批判态度作为它的最主要特征。因此，一个科学家应当从这样一种观点来看理论，即这个理论是否能被批判地讨论，它是否使自己蒙受各种批判，以及它是否能经受得住批判”。［8］（P365）

科学具有逻辑一致性和可被经验或实验证实的特征可以引出科学的第三个精神：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分为逻辑上的怀疑和实证上的怀疑，与上文的逻辑精神和求真精神相对应。如果一个理论是内在不一致的，肯定会有命题是假的，这是逻辑上的怀疑。如果一个理论符合逻辑，但是不符合事实，这时就应该放弃这个理论，而不是让事实去符合这个理论。例如，西方的理论在逻辑上很好，在西方很有解释力符合经验事实，但用在中国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最先的那个基础性命题不是来自中国的。

真理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为人类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要提供了支撑。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说学术要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而是指学者应该保持认知上的自主，不受权力和资本等影响，这样才能实现更好地服务社会的目的。学术不是自娱自乐的活动，最终要有利于社会才有存在的必要，学术是现代分工合作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一种道德优越的存在。［9］

（三）社会科学的政治性。自然科学理论的优劣在于能否解释尽可能多的已知事实和准确预测未来。社会科学理论的优劣亦然。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界，自然界的规律没有地域性，只需要满足前提条件就有结果。社会科学是以人及其社会关系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假设具有区域性，其规律也具有区域性。社会科学理论不仅仅用于解释和预测，而且常常成为建立社会制度的基础。

社会科学的理论假设和依据社会科学理论提出的制度建议都有可能有政治性。社会科学理论涉及社会关系，假设性前提是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抽象本身就有价值选择，这种价值选择可能是政治性的。

社会主义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成为很多中国经济学人的新道统，被披上了真理的外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自我标榜科学、中立和客观，而实际上建立在西方近代社会普遍接受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础上，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政治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至少有以下假设：第一，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为；第二，为了追求自我利益，人们的行为是理性化的；第三，人们拥有必要的知识使其行为理性化并符合其自身利益；第四，人们和社会资源具有流动性，能够流向能实现最大价值的地方；第五，任何人都有能力自由进出市场；第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假定是当前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是既定的。这些假定都蕴含特定的价值观。首先，当前的分配是公正的和合理的，也赞同现有的分配方式；第二，自由进出市场是竞争的基础，竞争的结果是合理的；第三，所有人都有能力自由进出市场，没有经济基础和教育资源上的区别；第四，人们没有情感和道德，与物体一样可以自由移动；第五，只有私人个人而不是父母或者中央计划者有权作出决定。［10］（P46-48）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现实中的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有人聪明有人愚笨，有人俊秀有人丑陋，财产继承和教育又扩大了这种不平等。

人们不可能完全自由进出市场，人类也不能像物体一样自由流动，个人的决策总是或多或少受家庭和制度约束。建立在假定所有人都是聪明人或者都有资本自由进出市场的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无疑有利于具有智力资本或者掌握了物质资本的人。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P60）显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人性假设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性假设，得出的结论不同也就毫不奇怪。

三、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

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有理想，这就涉及改造世界的问题。中国古代文人崇尚道德的道统，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很有代表性。近代西方则是另一个传统，也就是知识论的传统，强调认知。培根的经典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就是近代西方认知传统的表达。培根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开端，也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不过他更重视科学实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必须借助于实验，才能弥补感官的不足，以此来深入揭露自然的奥秘。培根在《新工具》中的第一条箴言是：“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他所能做的、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么多，也仅仅那样多；在此以外，他是既无所知，亦不能有所作为。”［12］（P7）西方在经历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之后，自培根开始进入实证阶段，近现代学者主要以认知自然和社会为志业。

（一）技术与制度：基于科学地改造世界西方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直接或间接改变了世界进程。西方的改变是通过技术和制度实现的，技术和制度是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只要我们想想在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基础上造出的原子弹和洛克的分权理论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就能明白基于科学认知产生的技术和制度对世界的改变。

人类是目的性动物。如果预测的结果是我们不想要的怎么办？人类依据科学规律通过控制原因来控制事件的结果，这就是改变世界。如果预测的结果正是我们所欲求的，就让它发生和更好地发生；如果预测的结果是我们不欲求的，就让它不发生或者少发生。正如非洲谚语所言，“不要看你在哪里跌倒，要看你在哪里打滑”，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原因来控制结果。基于科学规律的控制有两大类型，一种是技术，另一种是制度。

技术与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遵循不同的思维方式。①技术的一般含义是运用自然科学知识提出的能够达成人们的欲求的切实可行方法。例如电器是利用电流规律设计的，制造电器的目的是满足个人需要。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的认知，技术是基于这种认知来改造世界的努力。科学是方法，具有普遍性，是“授人以渔”；技术是方法应用的结果，具有特殊性，是“授人以鱼”；科学精神是“求真”，技术精神是“求用”和“求效”；科学是因，技术是果；科学是源，技术是水。

（二）制度的主体性。制度是为满足人们需要而由人们确立或制定的规则。制度是规范性的，与人的目标密切相关。制度与技术类似，追求不同价值的人会制定不同的制度规范，要想确立或制定好的制度，必须遵守科学规律。

制度与适用群体的关系就像衣服与人体的关系，一件衣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的，只有在某个时间某个情景中穿在某个人的身上才有好坏。②制度有三性：主体性、时间性和空间性。制度的三性要求制度的设计应该围绕主体的目标，考虑主体的起点和约束条件，一个好的制度应该是能够很好地实现主体的目标，就是有好的效果，这就是制度的实效性。罗素有句名言，“科学能够告诉人实现某种目标的最佳方式，却不能告诉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目标。”［13］P407）目标是由主体决定的，而非由其他主体强加。目标是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否则会南辕北辙。

制度的主体性是不是反对制度的借鉴呢？答案是否定的。明确了制度的主体性反而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去“借鉴”，而不是简单化地“照搬”。在研究某个制度能否借鉴时我们必须考虑三个问题：目标、起点和约束条件。首先，目标相不相同？人与人的目标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制度的目标不同，我们就不能借鉴，否则可能会南辕北辙。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追求的基本价值有别。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有些制度是为了解决发展后的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要解决的是发展中的问题。

从整体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中国的制度设计不仅仅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移植外国的，也不能将发达地区的制度照搬到贫困地区。其次，起点相不相同？目标相同，但起点不同，也不能复制。目标是否相同是制度能否借鉴最重要的因素，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的不同都会导致制度选择的不同。

以民主制度为例。民主制度的构建应建立在认知之上，中国民主制度的构建应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之上，如果只是建立在对美国的认知之上，就是没有实证精神。自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是民主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更广泛的人民民主国家。民主的本来含义应该是中国人自己作主选择适合自己的民主制度，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主的科学方法都应该是实证调查中国各个阶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总结出中国民主文化，构建中国民主理论，预测中国未来的民主走向，合理建构中国的民主制度。孔德有言，“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14］（P14）张明樹先生坚持实证调查研究中国民主文化20多年，他在1988年做的大型实证研究“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表明，中西方政治文化中对政治的基本看法大相径庭。

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的目的和功用是“抑恶”，政府要做的是制止一个人在追求他自己利益的时候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政治的目的和功用则是“扬善”。［15］（P24）这种文化希望政府做得要更多，比如为个人和社会设定应该追求的目标，并且领导人们去实现这些目标。2011年张明樹再次做的“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与研究”表明，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的“扬善”政治文化并没有多大改变。通过实证研究归纳总结，张明樹得出中国人想要的民主是：1.德治优先于法治；2. 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3. 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4.协商优先于表决。［16］（P279-284）不同国家的民主制度不同，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民主制度也不相同，这些制度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时代背景下的选择，民主是一个生长过程，民变则民主变。真正的民主是生长出来的，既非学者能够培育出来的，更非他国所强加的。

四、三种政治与三种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主要有三种政治思想，一种是曾经长期存在的封建专制政治思想，一种是部分知识分子幻想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还有一种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三种政治类型，我们有必要超越长期形成的“统治——被统治”的二元分析模型。

（一）三主体模型。按照能力，自然社会中的个体构成一个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连续序列。个体又可以联合起来成为组织，有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政权组织等等，组织也可从最弱者到最强者形成一个连续序列。由于有了组织，原来的强弱关系可能会改变。例如，在劳资关系中，一般是劳方弱、资方强。然而，如果允许劳动者组成工会，那么相对于单个的资方，工会更强。将所有个体和组织按照能力强弱排列就可以形成从最弱到最强的连续序列。一个国家之内，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垄断暴力的最强者，当地方势力或者经济组织比政府更强大，政权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颠覆。如果我们将强弱的序列扩展到全球，不同国家又可以按照强弱排序。强国可能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欺负弱国。例如西方列强曾经通过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有些大企业的力量比小国强，可以呼风唤雨，亚洲金融危机就是明证。我们可以将从最弱者到最强者的连续序列简化为三个主体之间的强弱关系：弱者、强者和最强者。三个主体足以表达任何个人和组织之间的强弱关系。①现实社会中的人或组织的强弱关系呈现等级金字塔式分布：一个最强者、少数强者、绝大多数弱者。自由主义政治以两个主体模型来说明社会问题，将社会分为公民和政府，也就是弱者和强者，公民应该联合起来防止政府的侵犯，这固然没有错。然而，所有公民或者组织并非能力相同，而是有强有弱，如果不防止公民或组织中的强者欺负弱者，这样的政治只能实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的贵族政治或寡头政治。三主体模型对强弱序列进行了更精确的描述，比两主体模型更符合现实。四个和更多个主体模型可以更好地描述复杂的现实社会，然而假设和理论有追求简洁的天性，当然这种简洁以不损害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为前提。如果三主体模型能够解释政治类型就没有必要采取四个或更多个主体的模型。

（二）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争民主制）与党导民主制现有政治类型的经典划分是亚里士多德做出的。亚里士多德根据“谁统治”将政体分为三种：由一个人、一个小群体和多数人掌握权力，就相当于按照最强者、几个强者联合和多数弱者联合掌握政治权力进行的政体分类。在每一种情况下，统治者又可以是为了统治者利益行事或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由此可以将政体分为六类，分别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政治应该为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但实际上统治者可能为自身利益行事，所以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分别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的变体。

政体是否是优良政体不在于统治者的人数，而在于统治者是为了自身利益行事还是为了整个共同体利益行事。［17］（P135-139；P151）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深受二值逻辑思维影响，现实社会是超越二值逻辑的。首先，亚里士多德将人仅仅分为完全为公共利益和完全为私利是不符合现实的。现实中的人完全为自身利益或者完全为共同体利益行事的只是极少数，更可能是既为自身利益也为共同体利益，只不过偏重大小不同而已，将从完全为自己利益行事到完全为他人利益行事的人排列起来将是一个连续序列。［18］所以现实中的政体可能是君主制与僭主制之间、贵族制与寡头制之间或民主制与平民制之间，这样就可以分为更加丰富的政体类型。

更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将国家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是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这样的划分仅仅适用于很小的政体，现实中存在的政体不可能这样。一个人统治几百个人就比较困难，统治一个大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君主或僭主必须联合其他主体一起统治，联合其他主体就需要共享利益，只不过利益的分配主次有别。现实中的任何政体都是混合政体，而且混合也有比重的大小。

按照我们上文提出的三主体之分，为了实现有效治理，一个国家更可能是一类主体联合另一类主体节制第三类主体。君主是最强者，贵族是强者，平民是弱者。三者之间两两联合节制第三者的方式只有三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强者与弱者联合，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长期以来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弱者的政治。中国自西汉开始直到清王朝崩溃之间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封建专制政治是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皇帝联合贵族统治平民，是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是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可以称为贵族君主制。西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也主要是君主制，君主联合贵族一起统治平民，民主制的希腊城邦是罕见的。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政治都是民主政治，联合平民是政治有效性的前提，根本原因在于平民已经觉醒了。现代政治都是民主政治，通常都是政党组织平民，强者和最强者表现为政党力量，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不同党派，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共产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强者（资本家）与弱者（选民）联合的政体，资本贵族联合平民（选民）制衡政治权力，是贵族制与民主制的混合，是平民支持下的贵族制，可以称为民主贵族制，也可以称为党争民主制。三权分立和多党竞争等等都是实现资本家控制国家的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国家中共产党是最强者，共产党之所以是最强者在于其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利益和将人民组织了起来。社会主义政治是最强者（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共产党领导底层人民节制资本和权贵，称为党导民主制。［19］从封建专制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到社会主义政治是民主化的发展，既是社会阶层不断平等化的过程，也是自由人群体不扩大的过程。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自由发展的人越来越多，到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实现终极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与亚里士多德的分类相似，如果联合统治中的相对强者仅仅为了自身利益就是变体，分别为：贵族僭主制、民主寡头制和党主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除了封建专制社会政治、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政治之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奴隶社会的政治。但在我们的分类中，奴隶社会不存在。我们认为，奴隶社会是两个主体之间的政治

，就是奴隶主统治多个奴隶。下面我们不区分三种政治与三种政治的变体，用贵族君主制、民主贵族制（党争民主制）和党导民主制来一般性地讨论问题。

（三）封建专制政治的性质。晚年的毛泽东曾经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过一首名为《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20］（P361）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阐发了设置郡县、废除分封、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崇尚秦始皇的法家。毛泽东的明确观点是“孔学名高实秕糠”和“百代都行秦政法”，如果说两千多年是礼法并治的话，实际上是法家高于儒家，法重于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表法里”，法家第一、儒家第二。“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历朝帝国都是通过暴力经过长期努力建立的，是君主（最强者）的天下，同时通过科举考试吸收帝国中的读书人（是当时社会中的强者，也可以叫知识精英或者知识贵族）实现知识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唐太宗的名言“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生动表达了这一点。通过科举考试的知识贵族与西方贵族不同，是流动的，而非世袭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制度产生了这种流动性，通过科举考试的人通常都是聪明人，这也可以用来解释自西汉以后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比西方封建专制政治优越，因为西方的贵族是世袭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强者。

孔孟之道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联合政治，也就是将大一统的政权分一部分给知识贵族，由皇帝家族和知识贵族共同治理国家，毕竟中国太大，皇帝一家是治理不过来的。孔孟之道之所以能够被定于一尊关键在于有利于君主制的长期性。“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孟子并不期望贵族与君主平等，而是仅仅要求对等，也就是说，君主需要尊重贵族。“礼贤下士”，毫无疑问礼贤者地位更高。

以秦朝为分界线，商周是封建政治，秦朝是专制政治，自西汉至清朝则是封建政治与专制政治的结合，通常被称为封建专制政治。商周与西汉至清朝都可以说是封建制，君主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只有强弱之别和流动与否，而无实质不同。商朝和周朝的贵族是世袭的，君主相对弱一些，与西方封建社会相近。西汉至清朝的贵族是流动的士人，君主相对强一些。君主相对强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比君主相对弱一些的封建专制政治稳定一些，但走向极端则物极必反，正像秦帝国的结局一样。以儒家道统约束的君主政治在君主与贵族之间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

秦始皇称帝十五年后秦帝国就灭亡的原因不在于秦帝国重用法家，而在于秦始皇想一家垄断政权，没有政治上的联合。早期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最弱，但秦依赖法家迅速壮大，仅仅用了九年就灭六国统一了中国。秦始皇称帝后反对儒家倡导的分封建国，改为法家倡导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帝国。法家的假设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皇帝依赖法家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也不信任法家人物。皇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帮其治理国家的法家精英都干掉了，最终皇帝成了孤家寡人。秦帝国仅仅维持十五年就灭亡了，关键在于秦始皇想一家统治庞大的秦帝国，这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家族都不可能实现的。儒家代表的是贵族制的文化，孔子的礼就是周公的礼，礼是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的等级规则。既然周礼那么好，为什么周朝土崩瓦解了呢？周族本来只是一个小邦，周武王号召封建贵族灭纣，不到一个月时间纣就灭亡了，不是因为周的强大而是因为纣的腐朽成就了周，弱小的周之所以选择分封建国实为不得已而为之。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并没有彻底消灭殷商和使其他族群信服，周选择的国家治理方法——礼治和德治也是不得已情况下的明智之举。［21］（P52）秦灭六国是通过暴力取胜，所以秦可以自如地选择大一统也可以选择封建制。汉朝初期，刘邦的实力在周与秦之间，最初的政治体制为部分郡县制和部分分封制也就顺理成章。汉朝一开始采取的是黄老学的无为之治，让经过几十年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后来发现分封制导致帝国面临分裂的危机，汉朝恢复了秦朝大一统的郡县制。汉帝国的治理需要帮手，于是儒家登上了历史舞台。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正好满足了汉帝国政治的需要。董仲舒的“天人三策”首先创立了“天人合一”模式，论证了君权天授的合法性，皇帝作为天子是世俗世界最大的，天子听命于天，同时也需要约束自己顺应民意，毕竟皇帝希望世世代代做皇帝，而非一锤子买卖。董仲舒强调从“养士”开始，切实培养一批有用人才，选贤任能，以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典范。

这样，遍得天下之贤士，则治世可期，盛世可成。［22］（P78）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为中华两千多年的政治哲学。实际上，自西汉至清朝两千多年封建专制政治，大一统的集权政治是主流，儒家倡导的联合政治是从属于集权的，是知识贵族辅助下的君主制，儒家倡导的仁政只不过是在皇帝家利益优先前提条件下分一部分利益给知识贵族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儒家倡导的礼只是保证知识贵族辅助皇帝统治平民的规则。

（四）资本主义政治的性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占主流，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幻想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政体是党争民主制，也就是资本家（强者）与平民（弱者）联合限制政治权力的政治。在欧洲反对王权和封建贵族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了同盟军，革命的对象是国王和世袭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以后产生了新贵族——资本贵族，资本主义就是资本家控制国家的政治。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三权分立式的宪政制度巩固了资本主义政权，从此持续的毫无争议的最强者在资本主义国家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据国家的大小和竞争程度的强弱，资本主义国家属于由从几个、几十个到几百个、几千个资本贵族或资本家控制的贵族政治或者寡头政治。资本家怎么保证这种资本贵族政治的持续稳定呢？就是与平民联合，通过定期的竞争选举来节制最强者，实现“山中无老虎猴子做霸王”的政治。平民可以通过定期的投票将总统或首相选下去，同时议会对行政形成有力的制约。代议制的议会实际上就是贵族或者寡头俱乐部。对国家元首的定期选举既能够约束政治权力，同时给予民众“民主”的虚幻感。①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由于没有政治权力的节制，企业从自由竞争最终走向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然而，自由仅仅是资本强者的自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的认识是深刻的：“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23］（P43）什么是自由贸易呢？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无论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11］（P227）

（五）社会主义政治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列宁式政党，列宁式政党是以基层组织支部为细胞、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多元开放环境中的每一个党员组织成一个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成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和坚强领导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相结合的政治，是最强者（中国共产党）与弱者（工农）联合的政体，是党导民主制。葛兰西提出了现代君主理论。葛兰西认为，现代君主“不可能是某一现实人物或具体个人；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行。历史发展已经提供出来的这个有机体，就是政党——它作为最初的细胞，包含着追求普遍与总体的集体意志的胚芽”。［24］（P5）满足现代君主条件的不是竞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作为领导党的列宁式共产党。“党肩负着塑造出有能力的领袖的任务；它们是群众选拔、培养和繁育领袖的职能部门，因为必须要有这些领袖，一个特点的社会集团才能乌合之众连成一体，成为一支有机的组织完备的政治队伍。”［24］（P84）按照葛兰西的理论，党导民主制也可以称为现代君主制或民主君主制。②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伊始必然面临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的反扑。社会主义政治既要节制资本主义也要节制官僚主义。“反右”运动的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除两千多年所形成的儒家文化和官僚主义，也就是消灭贵族政治。然而，“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走过了头，对“被革命对象”基本人权的侵犯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邓小平所开启的改革开放将强者的能量释放了出来，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强者，无论是物质上的强者还是智力上的强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让强者先富起来，所以邓小平时代的政治是“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25］（P374）邓小平时代的危险在于，如果让资本过度张扬，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如果让资本与官僚结合就会走上像蒋介石时期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经过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试错探索，习近平时代明确了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自由主义者幻想着习近平走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那样只会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根基。当然中国也不会按照极“左”派所希望的那样走封闭僵化的老路，那样只会是共同贫穷。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显然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也不是让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因为那样又会继续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让所有阶级得到解放，即“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含义。所以社会主义本质是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自由。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三种政体中的两者联合节制第三者并非要消灭第三者，而是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权利，对强弱关系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变，否则政治制度就不会持久，最终会成为两种主体的政治，而非三种主体的政治。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两者政治中，统治者也不可能消灭被统治者，否则就没有统治的对象。三者之间的关系维持一种动态平衡，平衡被打破将导致社会变革，从一种政治转变为另一种政治。在封建专制政治中，皇帝（最强者）与知识贵族（强者）联合统治平民时只是使得平民（弱者）比自然状态下更弱，但也需要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而非使平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否则平民在无路可走时就会暴力革命。在资本主义政治中，资本家（强者）和平民（弱者）联合防止出现一个持续强大的政府权力。资本主义政治节制总统或首相时只是使得总统或首相（最强者）不能充分发挥政治权力和不能长期成为最强者，但总统或首相仍然是该国最强者，因为总统或首相是该国行政首脑，否则政府就不能正常运转。如果共产党不能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主义政治就有可能变为资本主义政治或者封建专制政治。社会主义政治对待强者的基本原则会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共产党（最强者）领导工农（弱者）彻底消灭资本（强者）的结果必然是共同贫穷。由于遗传、教育和自然界与社会因素的作用，自然竞争条件下，每个领域都有强者和弱者。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的人赚钱多有的人赚钱少，赚钱多的就是财富上的强者。社会主义政治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灭强者，而应该是通过最强者来节制强者，一方面使其没有能力挑战最强者，另一方面保证强者和弱者的动态平衡，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虽然强者的所得或权利多于弱者，但不能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政治节制强者的正当性在于公平正义，因为自由竞争条件下强者获得了其不应该得到的利益。以密集栽种的两棵树为例。一棵长得快的树会吸收另一棵长得慢的树的养分和遮挡阳光导致另一棵树的成长低于正常的成长。自然竞争条件下必然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需要有政治力量来节制强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通过法治保障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这里的基本权利既包含消极自由权利也包括积极自由权利，即共同自由：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共同自由是一种平等的自由。

社会主义政治只能是鼓励资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节制资本的肆意扩张。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共同自由价值就要对资本进行节制，没有政治权力节制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资本的扩张和两极分化，最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政治之所以是社会主义政治，既不可能是政治权力与资本联合统治平民，接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更不可能是资本与平民联合节制政治权力，演化为资本主义政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从工农阶级的代表到最广大人民的代表，从而实现从“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转变，正是社会主义政治走向成熟的表现。

（六）社会主义政治与封建专制政治的区别。社会主义政治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封建专制政治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必然是代表大众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意识形态是儒家道统，即不动摇君主利益下寻求贵族利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非常明确的宣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23］（P38-3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7］社会主义政治是不断变革的，而封建专制政治是保守的。儒家道统思维是保守的，以过去的不变的道德标准来稳定社会的秩序。《论语·述而》中明确提出“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为汉朝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并且影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汉家儒宗叔孙通就有“儒术不足以进取，可以守成”的断言。［28］（P182）封建专制政治持续两千多年只是不断翻烧饼，本质上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不断变革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是崇尚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以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目标，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求变哲学。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表达，其中“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就是变革的思想，通过“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使得改变世界的努力能够符合实际、产生实效。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袁世凯称帝的彻底失败和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政党）的失败都证明中国不可能再接续最强者与强者联合统治平民的政治，根本原因在于现代社会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必然是民主政治，而不可能是专制政治和少数人的统治，无论是封建专制政治还是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权贵资本主义。

五、为什么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告别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中国只能是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只有两种，一种是最强者与弱者联合的社会主义民主，另一种是强者与弱者联合的资本主义民主。一个国家到底选择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是由其历史条件和国情决定的。中国历史和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最高层次的经济，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软弱的政治权力才能产生。布罗代尔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壮大“需要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以及国家的中立、宽容或软弱。即使在西方，这种宽容也有程度的不同：由于种

种有历史根源的社会原因，法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条件始终不如英国那样有利”。［29］（PXXXVi）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要么是中央集权要么是战争状态，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30 多年间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就更不可能再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布罗代尔明确指出，中国未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原因是政治权力太强，抑制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古代社会纵向流动性比欧洲大，科举制度意味着人人都有当官和升官的门路，实际上是社会机遇的再分配。虽然考试并非绝对公平，但原则上对各社会阶层全都开放。而且，经过考试取得的官位不可继承，官吏在位期间所集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

土地在法律上属于国家所有，唯有国家才能向农民收税，国家严密监视各项商业和工矿企业。“尽管商人和贪官在地方范围内有所勾结，中国国家却不断阻挠资本主义的繁荣，每当资本主义利用机遇有所发展时，总是要被极权主义国家拉回原地。”①我们可以将这里的“极权主义”理解为强大的政治权力，因为中国自从秦朝以来一直追求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即使这期间有过多次分裂。中央集权阻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过短暂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使在该阶段，孙中山也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中国就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继而经过改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些历史阶段，资本主义一直受到强大的中央政治权力的抑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很多人以为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法治。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今天，无论在资本主义世界或在社会主义世界，人们不愿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29］（P1V）实际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东西。布罗代尔在三卷本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以分工为基础的公开和自由竞争的交易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以垄断或者寡头垄断为特征的秘密交易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我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制高点。”大企业掌握一切，千百万小企业无足轻重。［29］（P1iV-1V）我们可以重温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尽管与布罗代尔的思路不同，但异曲同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0］（P373）市场经济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政治权力（公共权力）可以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选择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共权力主导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根本区别。

六、伪宪法学派为何盛行

中国主流宪法学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伪学问，从文化传统上看是源于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从政治上看就是主流宪法学者不区分社会主义政治与资本主义政治，将资本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宪政唯一正当化了。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之上的社会主义法治不同于建立于资本主义政治之上的资本主义法治，然而主流宪法学者将资本主义宪政当道统，用资本主义道统作为评判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标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宪治和意识形态是当前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主流宪法学者将资本主义政治塑造成科学、客观、中立和普世的政治，于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没有了合法性。中国主流宪法学者违背任何国家宪法都是赋予本国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宪法学者，而是资本主义道统分子了。

七、结 语

政治是社会关系的统领，社会科学以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必定涉及政治。法学，尤其是宪法学更是与政治有着紧密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是共产党联合最广大人民节制资本和权贵的政治，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后的历史选择，并将一直持续下去，直至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本来应该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以社会主义政治的正当性为基础来构建社会主义理论。以宪法学为例，中国宪法学者的使命应该是以中国宪法为依据，站在法教义学的立场，说明中国政治和宪法的合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宪治理论。然而，有些中国学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封建专制政治道统和资本主义政治道统来评判社会主义政治，却堂而皇之以“社会良心”自居，迷惑老百姓。资本主义政治是当代世界的主流，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以资本主义政治做道统的迷惑性更大，极有可能会成为变乱中国政治社会的根源。所有赞同社会主义的正直学者一方面要揭示资本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学理与揭露伪善学者的面目，更重要的应该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参照，接着马克思建构学理深厚的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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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pdarling

毛泽东思想好，社会主义好！！！

yQcDBFDv

历史证明行不通的。中国人民也并不喜欢他们并不需要他们。历史决定意识。发展决定未来。

wlyz88p

确实如此

lovedwy

有深度

ubMQhSXd

不错，有深度的一篇文章

版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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