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贼发现500年前古书，内容与《史记》不同，引起史学界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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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雀台，其遗址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出的三台村。在今天看来，此遗址不过是一掊不足十米高的夯土堆。但是在1800多年前的三国时代，却昭示着曹操的辉煌功业。要了解这一点，必须要知道曹操当时耗费心力营造的北方重镇邺城。邺城，本是袁绍的政治中心。其地之西部自北而南，绵延着一条巍峨的太行山脉；其地之南部由西而东，流淌着一条波浪涛涛的黄河水；其地之东部由黄河至渤海，有着众多纵横交错的大河可以进行漕运；其地之北部，富庶辽阔的河北平原为之提供着丰富的粮秣给养。

在曹操击败袁绍后，为了进一步控制北方，遂在前人的基础上兴修了以邺城为中心的诸多水利，如曹操先前为征袁绍之子袁尚而“遏淇水入白沟以通军粮”、攻灭袁尚后又在战国西门豹修筑的“漳水十二渠”的基础修建了天井堰、为北征乌桓又凿通平虏渠、泉州渠、利漕渠。如此，经过长期的努力，曹操终于将邺城周围的诸多水道联络贯通，使之构成四面八方的漕运网。无疑，这为曹操恢复屡经战乱的北方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也预示着曹操可以更容易地控制北方。故而，曹操虽然经过赤壁战败，还是可以调用庞大的人力、物力，或征伐宿敌，或兴建工程。当然，曹操上述行动的底气还是在扩建邺城的基础上，铜雀三台（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便是新邺城的标志性建筑。

邺北城，齐桓公所筑，曹操扩建；邺南城，东魏高欢所筑

当时，金虎台在南、冰井台在北，铜雀台居中，三台从南到北依次排开，控制着邺城的最高点。此外，金虎台高8丈，有屋109间；冰井台亦高8丈，有屋140间；铜雀台高10丈，有屋百余间。同时，三台各屋又储藏着冰块、石墨、粟、盐等战略物资以备不虞。以点带面，铜雀台的建成意味着曹操已经完全稳固了邺城的防御，邺城的稳固也意味着曹操彻底控制了黄河以北。所以，当铜雀台建成后，曹操激动之余，不仅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还命才高八斗的曹植写下了千古名篇《登台赋》。到此，屡经坎坷的曹操禁不住回忆过往，随即给天下人写了一篇陈述己志的名篇《述志令》。虽然曹操向天下人表示了自己毫无窥伺名器的意思，但216年曹操争夺汉中败回后还是完成了从魏公到魏王的转变。此时，曹操距离篡汉建国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但是，熟读典故的曹操最终还是未能开国称帝。一则曹操不愿背负千古骂名，二则曹操也许还未找到和平时代权力交接的先例。不过，随后继位的曹丕却找到了理由，那就是效法先贤尧舜禹禅位。

上古帝王——尧舜禹

有趣的是，史料记载的尧舜禹三代禅位完全是本着选贤举能的原则，而曹丕搞的禅位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变。其中，武力威胁，大造舆论等一系列层层递进的手段被十分详细地记载在了裴松之为《三国志》所注的魏略中。事了，登上帝位的曹丕不禁脱口而言：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言一语双关，一则将汉献帝和自己比作尧舜禹，标榜自己会成为先贤；二则是曹丕终于理解了所谓的古代禅位不过是一场场暗藏杀机的政变。当然，如果没有一部古籍，我们认为曹丕所言确为第一种；不过，在参考这本古籍后，史学家或许会考虑曹丕所言是否为第二层意思。这本古籍就是公元279年出土的《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战国时期晋魏史官所记录的史书，一共十三卷。第一卷记载黄帝、颛顼、帝喾的史事，无确切纪年；第二卷记载尧舜两代先贤事迹，自尧元年，即公元前2145年开始；第三、四卷记载夏代史料，自公元前1989年—前1559年。第五、六卷记载商代史料，即公元前1558年—前1051年；第七、八、九卷记载西周史料，即公元前1050—前771年；第十、十一、十二卷、十三卷记载了春秋战国的史料，即公元前770年—前299年，终于此书所言今王即魏襄王二十年。开始，这本书和墓中的许多竹简一样，只是静静地躺在魏襄王墓中，但279年的一次盗墓挖宝却使它重见天日。《晋书》记载，这批出土的竹书整整被官府装了几十车。晋武帝听闻十分重视，立即命人将出土的文物运往首都洛阳。当时晋朝正在准备伐吴，相对而言，整理竹书并不是当务之急，故而晋武帝只是将其藏于秘府。281年，西晋伐吴成功。统一的皇朝为了显示偃武修文之意，遂正式决定对这批文物进行整理。为此，晋武帝专门调集了当时最富盛名的一众文人参加校定工作，如荀勖、和峤、卫桓、束皙等人。但他们却遇到了颇多难题！

战国时代，竹简用素丝编连成册，每简四十字，分为两行，均用黑漆书写。年深日久，竹简难免腐朽。另外，盗墓贼进入墓地后为了找寻宝物，又将竹简作为火把引燃照明，故而竹简又被进一步损坏。后来，晋人将竹简进行初步整理后，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批竹简是用先秦时代的文字书写的。因为这种文字久弃不用，晋人校对起来有一定的难度。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晋朝人终于将这批竹简整理完毕，其中包括《易经》、《穆天子传》、《周书》、《国语》以及其他杂书，共计十六种古书，十余万文字。不过，在这批古书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上文所述的十三篇编年体史料。

这部十三篇古书的问世，引起了当时痴迷《春秋左传》的西晋名将杜预的极大兴趣。对照之下，杜预发现此书记载的许多史事都可与《左传》相印证。于是，兴奋的杜预遂表扬了此书，“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事实上，此书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完全与当时传统的儒家历史记载相违背，给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史学界以极大的震动，因为它完全冲破了正统儒家传承的历史体系。如传统史家记载了尧舜两位先贤之间的和平禅位，但竹书却记载着，“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传统史家记载伯益与大禹之子启在大禹死后，二者之间和平的权力交接，但《竹书纪年》记载的却是“益干启位，启杀之”；传统史书记载商朝贤臣伊尹因商君太甲不思进取而将其囚禁，几年后太甲悔过，伊尹又重新立他为君。但《竹书纪年》却记载“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伊尹继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如此，这就使《竹书纪年》遭到了许多儒家学者的抵制，加之西晋末年的诸多战乱，《竹书纪年》原本遂亡失。史载“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但是需要说明，《竹书纪年》的原本虽然散失，但初释本和考正本却得以传世。

清代学者

到了唐宋，理学居于正统，在正统儒家学派的打击下，《竹书纪年》再遭打击。清代朱右曾所著的《汲冢纪年存真》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事实：“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故而，到了元代，初释本与考正本已经全部亡失。令人意外的是，到了明代，《竹书纪年》又出现了。原来，它是被时人在古注中发掘抄录，并夹杂某些古书内容而成。显然，此书绝不是当初魏襄王古墓中出土的原文。为了去伪存真，从清代朱右曾开始，许多学者纷纷致力于《竹书纪年》的原本摘寻 工作。所根据的材料，多是南北朝至北宋的古书注解，如《山海经》郭璞注、《史记》三家注、《水经》郦道元注、《汉书》颜师古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等。其原因就是这些作者都曾亲眼见过《竹书纪年》的遗文。故而，时人便将此种方法汇编的《竹书纪年》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后来，近现代学者做增补的基础即是以此为蓝本的。

参考资料：《晋书·束晳传》、《汉书》颜师古注、《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三国志》、《资治通鉴》、《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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