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 ——习近平
“良渚”这个地名在学界暴得大名可能要归功于一位货真价实的良渚人——施昕更。1912年出生的施昕更在良渚长大，读小学。随后到杭州读初中。1930 年，施昕更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仿佛命中注定一样，上天赐予了这个学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在考古学界毫无名气的“小人物”一份属于考古者的直觉和魄力。
施昕更，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人
1936年初，杭州市在西湖西北的古荡老和山下（今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内）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曾陆续出土一些石器和陶器。这些发现引起了西湖博物馆的重视，并派人于5月31日对这一处古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施昕更也受命参加了这次发掘。这位当时只有24岁的年轻人在整理老和山遗址的出土器物过程中，感到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有孔石斧在其家乡良渚一带也有发现，被当地村民称作“石铲”。原本施昕更不太在意这种石斧，“不过我是认为同玉器并行的殉葬物，不承认它是新石器时代遗物。”偏偏这个节点，灵光一现，施昕更感觉得到了一种“暗示”：老和山与良渚，会不会相互之间有一种联系呢？
连施昕更自己都说，这“实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作为“行动派”，施昕更说走就走，第二天就跑回故乡良渚，一口气进行了三次调查。他终日在田野阡陌之间奔走，不以为苦。1936年11月3日下午两点钟，这是一个日后载入史册的时刻。在第三次调查中，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棋盘坟一个狭长形的干涸池底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其釉色胎质都有新异。他将其带回西湖博物馆，交给馆长董聿茂先生，董馆长也说不出是哪个时代的东西（他是生物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任杭州大学生物系教授）。不过，董聿茂还是意识到了这些东西的研究价值，遂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规定，由博物馆出面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在良渚一带进行考古发掘，并由施昕更主持。
良渚文化的黑陶高柄盖罐，制作于公元前3100 年至前2200 年间，出土于上海青浦县（今青浦区）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良渚的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在江南严寒的冬季，施昕更以极少的经费，独立负责发掘工作，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一些村民认为施昕更的发掘是“借此自肥”，从中加以阻拦，在发掘现场更有“莠民三四人合股于夜中盗掘，被毁农田极多”，所以不得不借助乡警进行阻止。施昕更本打算深入持久地进行考古发掘，但因上述原因，野外发掘只好草草收场，今后再作打算。
尽管如此，施昕更毕竟通过三次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有了这些第一手材料，施昕更集中精力将出土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写成考古发掘报告，为此用去将近半年的时间。
这份调查报告日后被认为“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报告之一”，定名为《良渚》，副题是《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全书共分五章，分别是绪言、遗址、地层、遗物和结论，共计5万字，除正文外，附图100余张。关于《良渚》这个书名，施昕更自承“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个字，有名实兼收之妙。”这就是“良渚文化”的发端。
遗憾的是，正当《良渚》付梓之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不久杭州沦陷，《良渚》报告的印刷被迫中断，直到1938年才告出版。此后施昕更投笔从戎，在浙江省瑞安县任抗日自卫会秘书。1939年因患猩红热并发腹膜炎，这时正当战事紧张，药品奇缺，中西医束手，于5月22日谢世，年仅27岁。细算下来，施昕更这一生真正属于实地考古的时间，不过一年而已。这位民国青年生命恰如流星一般，成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第一缕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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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7-19 13:5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