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盗墓的区别

外汇之门

近年来总有把考古和盗墓混为一谈者。其实这两种事真的是有本质的区别。

最近刚刚在国家博物馆里看了一个展览，所展出的文物都是被盗掘后又追回的。看到这些文物重回博物馆，心里固然欣慰，但也不无遗憾。因为摆在这儿的文物就只是一件历史遗留下来的物品，而其它和这件文物有关的相关信息，再也不可能找回来了。

古文物经过考古程序而重见天日的那一瞬间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信息。它的埋藏地点，它的摆放顺序等等，都不是随意的，体现的都是当时社会的某种思想、文化信息。如果丢弃了这些信息，只看到这件古文物，等于把它相关的信息大部分丢失，那么考古的意义何在？

对于历史上无文字可考的时期，考古学是有根据猜测的唯一手段。考古学不仅仅是发现古文物，而是更多地关注于古文物的内涵。考古不是仅仅着眼于物做出幼稚的断言和思考，而是鉴古知今：通过考古发现、了解过去的社会、思想，寻找规律，解答人类未来发展的基本问题。这就是考古和盗墓的最大区别。盗墓绝对承担不了考古的责任。说盗墓和考古是一回事，简直就是笑谈。

“考古学家”这个词曾经被用来表示舞台上手舞足蹈展现古代传说的演员。在公元一世纪的希腊人那里，“考古学家”就是当时哑剧形式里再现古代传说的人。

人类对过去抱有好奇心，这是肯定的。在考古学或古物研究活动出现之前，关于过去时代的知识来源有：文字记载、口碑、宗教信仰以及传说，迷信等等。

已知最早的真正的考古调查是巴比伦国王纳波尼德主持的。公元前六世纪，在挖掘一所神庙时，发现地板下面有两千年前的基石。于是这位国王在开始注意寻找神庙废墟的建筑规划，并收集各种古物。纳波尼德根据他自己的宗教改革路线致力于正确复原这些神庙，并强调他自己作为国王的权力是从早期的国王那儿一脉相承的。

考古学兴起于欧洲，最早的企图是认识到遥远的过去。中国现代考古学以信史找到遗址，以遗址证明信史则是考古学最为重大的实际意义。二十世纪初，甲骨文的发现与解读证实了《史记*殷本纪》中关于商王朝的事迹。当时王国维先生推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为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认为“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同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1926年，李济曾经在山西夏县循史籍而寻找夏王朝的遗迹。到五十年代，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正是把成书较早而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进行了梳理而推论夏王朝都城最可能存在的两个区域：一个是河南洛阳平原附近，一个是山西汾水下游。偃师夏墟二里头遗址就是这样被找到的。

盗墓固然不能和考古相提并论，但是考古有时候带来的灾难可能更甚于盗墓。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意图以考古为理由挖掘皇陵，首先打明成祖长陵的主意，理由是认为可以找到完整的《永乐大典》。因为长陵的重要性，最终没能真的动手，于是退而求其次，先拿定陵练一练。

找到金刚墙破门而入时，原本完好的定陵地宫迎来劫难。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怠于政事而耽于享乐，日益挥霍侈靡，不知遏止”，如此奢侈爱财的皇帝决不会死后薄葬。据有的记载，定陵地宫打开时里面有随葬品三千多件。但是从现在留存的来看，只剩下翼善冠、首饰、玉佩、梅瓶等金、玉、瓷。一些珍贵的丝织品、字画等珍宝全都因为迅速氧化而灰飞烟灭。万历皇帝的金丝楠木棺椁被扔掉，万历皇帝本人以及两位皇后的尸骨后来被砸碎烧毁。

在没有翔实严谨考察地宫中内情的情况下急于开挖，而且又没有充分的保护措施保住珍贵文物，事后更没有好好安置只是随便扔在库房里几十年，这不是考古是公然破坏，为了满足自己好奇心和取得个人名誉的破坏。说是历史的罪人都不为过。

今天的定陵只剩地宫和地面建筑，只能沦为一个旅游景点，丧失了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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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霄霄

从某个角度说，盗墓的就是先头部队，冲锋陷阵，考古的通常打扫战场，捡剩余的再吹吹牛。[我想静静]

TptcfgRE

都是要进去…呵呵，我们只是在外边蹭蹭

wyzwasf

一样的

ourbj

一个有证的，一个没证

jansie1314

一个正大光明的挖，一个偷偷摸摸的挖

不换方略

转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