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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五千年,良渚文化考古珍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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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5 12:09: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导读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这一说法在2019年7月6日更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公认。这一天,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说,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在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至4300年,前后延续达千年之久。中心位置即位于杭州市区西北部的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文化考古,起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进行了八十多年,每年都有大大小小的新发现,这些“碎片”拼接、组合成一个科学缜密的证据链,使得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有了实证。

发现良渚的良渚人

作为地名的“良渚”,地处浙江省会杭州西北,距离大约18公里,旧时是一个寻常的江南小镇,现在是隶属于杭州余杭区的良渚街道。

渚,意为水中间的小块陆地;良渚,字面意思即为美丽的小洲。相传古时这里多“渚”,后垦为良田。良渚坐落于江南水乡,此说自有渊源。

作为考古学定义的“良渚”,其得名则要归功于一个地地道道的良渚人——施昕更。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后,施昕更作为“发现者”几乎会出现在每篇相关报道中。对他的介绍,多集中于这样的信息:良渚人,24岁,初中学历。

考古成果的最初发现,多源于意外。施昕更身上的这些标签,难免让人把他对良渚的发现与“意外”“幸运”相关联。对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站长陈明辉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事实上,施昕更对良渚进行的考古是有准备、有计划的科学考古。相对于“良渚发现者”这样的光环,“良渚考古第一人”可能更准确一些。

现代意义的考古学,是20世纪从国外传入中国的一门学科。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同年10月派董作宾到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调查和试掘。这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发掘的开端,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安阳小屯村,即著名的殷墟所在。殷墟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将中华文明史的实证上溯到三千多年前。这也长期被西方认定为中华文明的开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上下五千年”,却因为缺乏考古学实证而不被西方承认。

非但西方,在中国考古学创立之前,甚至有中国学者对中国古史持有更激烈的怀疑态度。最著名的是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

顾颉刚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通俗地说,越是年代久远的人物,出现得越晚。周人只谈尧舜禹,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黄帝、神农,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被历代中国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很可能只是后人一点一点编出来的神话故事。

从这样的逻辑延伸开来,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一半,实在太过惊世骇俗,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

当时众多历史学者提出,要建立科学的上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即便顾颉刚本人,也期待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历史的真相。他在《夏史三论》中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夏代都邑”在二里头找到了。而更早的五千年文明史,则在良渚找到了“真实的证据”。这都是后话了。

到上世纪30年代,长江下游江南地区先后发现了常州淹城、湖州钱山漾、金山戚家墩等一大批遗址,引起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视,一批江南学人筹建了吴越史地研究会,以统筹长三角地区的考古活动。

蔡元培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主席,他撰文说:“斯会宗旨,实源自古荡、钱山漾、绍兴、金山等处先后发现古人石器、陶器后,颇足供历史上参考价值,证明江浙两省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极高文化。”以当时的考古条件、技术水平,不能不说,蔡元培做出了一个极具远见卓识的准确判断。

文中所说的“古荡”,位于杭州城西,是吴越史地研究会与西湖博物馆共同试掘的一处遗址。西湖博物馆不但承担了经费,还派员参与试掘,其中就包括施昕更。

施昕更时年24岁,是西湖博物馆矿产组的绘图员。他参与古荡遗址发掘的任务本来是绘图和记录土层。而发掘过程中出土的石器,在施昕更看来是那么“眼熟”:“试掘不过短短一天的工夫,而我当时见到已搜集的实物,似乎很熟悉,在我故乡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第二天,我就急急地回到故乡去搜集……”

施昕更坦诚地说,这“实在是一种偶然的机缘”。的确,只有他这样土生土长的良渚人,才会把古荡出土的石器与故乡司空见惯的“石铲”、“石斧”联系起来。这也是良渚的幸运。事后证明,古荡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系统,是施昕更这个良渚人,把良渚考古引向了“正根”。

从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对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时值寒冬,施昕更手中的经费和人手都少得可怜,艰苦程度可想而知。更有一些村民看到考古挖掘,认定他们是在“挖宝”,说施昕更是“借此自肥”。于是,有人加以阻拦,亦有人趁夜私掘。施昕更左支右绌,考古挖掘只能草草收场。

尽管如此,施昕更还是获得了大量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物。

此后半年,施昕更集中精力将出土文物进行整理研究,写成考古报告《良渚》。关于这个命名,施昕更在报告中写明:“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所以决定采用这二字,有名实兼收之妙。”

遗憾的是,正当《良渚》付梓之际,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大举侵华。不久杭州沦陷,《良渚》印刷被迫中断,直到1938年才告出版。国难当头,施昕更投笔从戎,在浙江省瑞安县任抗日自卫会秘书。惜乎天不假年,1939年,施昕更身染恶疾,于5月22日谢世,年仅28岁。

考古学定义的“文化”

几乎就在施昕更在良渚进行科学考古的同时,另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何天行也多次到良渚一带考察,收集到不少石器、陶器。

何天行在良渚发现了刻有符号的黑色陶盘。在与甲骨文、金文对照分析后,何天行认为其中十个符号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同形字,因而进一步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就这样,他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符号的第一人。

黑陶也是施昕更在良渚考古的收获之一。在发掘报告《良渚》中,施昕更对所出石器、黑陶做了归纳整理。他认为发现的黑陶及粗制琢磨石器“约在唐虞之世至夏代”(新石器时代),玉器及精致琢磨石器、小部分晚期黑陶则“约在夏商之世至周汉间”(石器时代末期)。

此前不久,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考古发掘确认了著名的龙山文化,最显著的代表正是黑陶。很自然地,施昕更和当时众多的考古学者将良渚与龙山文化联系起来。施昕更在《良渚》报告里提出,“从其本身的文化特质上看来,是与山东城子崖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那是无可疑义的。”

这实在是个受制考古和历史研究水平而生的误会。龙山文化距今约四千年,良渚文化实际上比它要早了一千年。但是这也难怪,城子崖考古在当时影响极大,震动学界。光是考古报告《城子崖》的作者: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都是中国考古学的开山大师。《城子崖》一书是“中国考古报告集第一种”,“又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的学术机关中发布其有预计的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迹之第一次”。施昕更写《良渚》时,也是将《城子崖》作为模板和范本。通过黑陶联系起良渚和龙山,看上去顺理成章。

饶是如此,施昕更在《良渚》中对黑陶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判定,以及“浙江远古文化程度,因黑陶及石器的发现,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现在可以将它重新估价”的观点,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语。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对几千年传统文化积淀下来的“中原文化正统”奉行不悖,形成了“黄河流域中心论”固有成见,对江南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太伯奔吴”的程度。

《史记》记载,殷商末期,周太王之子太伯与其弟仲雍为避继位之争,逃到了荆蛮之地,是有吴国。由此,中国知识界历来认为吴越历史源于中原,此前只是“化外之地”,怎么可能在夏代之前就“与中原并驾齐驱”?

非但历史学者,地质学家的质疑更激烈。吴越史地研究会会员、地质学家刘之远就撰文称,杭州地区在新石器时代还是海滨,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他还进一步推论:“浙江出土的石器,只可认作殉葬物,绝对不能作浙江古远文化的证据。或作为石器之末期,为金石并用石器,尚可能解。若定作浙江古远文化,以此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恐怕九泉下的人们还要在那里发笑吧。”

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发现了十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良渚及其周边亦有老和山遗址(即吴越史地研究会考察过的古荡遗址)、长坟遗址、钱山漾遗址、邱城遗址等。通过这些遗址的考古,人们发现,这些史前文化与龙山文化有着明显区别的土著性和独特性。

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就明确指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黑陶……”基于这种认识,1959年12月,夏鼐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刘斌告诉记者:“在考古学中,‘文化’是可以观察的现象。考古学家们常常会发现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工具、武器、装饰品等,出现在一定区域内的墓葬或遗址中,与其他区域出土的器物迥然有别。这时,考古学就可以把这些分布于一定区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物质遗存,定义为‘某某文化’。”

“‘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定名,是把良渚作为太湖流域的一种土著文化,从龙山文化系统中独立出来,这是认识良渚文化的一个里程碑。”

良渚文化被单独列为一种考古学文化,但对它的年代判断并没有马上脱离传统史观,仍视为“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不会比龙山文化更早。1960年杭州水田畈遗址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等,具有典型良渚文化特征,但年代被定在了“春秋之际”。当时中国考古学界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夏鼐,也只推断“良渚文化年代也相当于殷周”。

假若没有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领域的应用,良渚文化大概就会作为春秋末期吴、越崛起前的江南土著文化被写入考古报告。好在放射性碳素断代(碳14)测定年代的新方法在上世纪70年代初进入我国考古领域。

1972年至1977年,良渚文化遗址的四处地点七个标本经过碳14年代测定数据公布,将良渚文化的年代标定在五千年前。根据这些数据,夏鼐修正了自己的判断,在《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中,他着重提及良渚文化,写道:“如果这些数据都可靠……则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也长达一千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年—2250年,相当于黄河流域的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而开始的时代要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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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节高玉琮(1972年草山遗址征集)

反山王陵

在科学工具的帮助下,考古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确认,良渚文化是五千年前长江中下游的土著文化,它的分布范围不限于良渚一隅,而是包括钱塘江南北的广大地区和舟山群岛,其影响所及,最远甚至达到了长江北岸的海安与淮河以北的新沂。其中,长三角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地区。

良渚,这个用以命名良渚文化的地方,此时却有些尴尬。

先是1972年春,江苏吴县(今属苏州市)发现了草鞋山遗址,出土了大量大型玉器,如多层玉琮、精美的玉璧、玉瑗。最让人震惊的是,这些玉器赫然与夹砂红陶缸这样的典型良渚文化陶器共存。

十年之后,浙江相邻的上海发掘了福泉山遗址,同样发现了随葬大量玉器的良渚大墓。

玉琮、玉璧长期被视作“周汉之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制重器,竟然在一向被认为是“蛮夷之地”的史前江南找到了渊源,而且都存在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墓葬遗址中。

其实,在良渚作为考古项目之前,当地就早有玉器出土,久为世人所珍。清末民初,对良渚一带出土的玉器还有个行内称呼:“安溪土”——安溪是良渚镇所属的一个村子。现藏于台北故宫的清宫旧藏五件玉琮,有两件即为良渚玉琮。

不过,在草鞋山遗址被发现之前,偶有现世的良渚古玉都被错认周汉之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良渚虽然也不断地有遗存发现,但规模和收获都比不上草鞋山和福泉山。难道良渚文化的核心不在良渚?

幸好,福泉山遗址考古给良渚点亮了一盏灯。

考古学者们在对福泉山大墓的解剖中认识到,这一突兀的土山,实际上是人工堆筑营建的“土筑金字塔”。正是这一认识上的突破,帮助浙江省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反山大墓。

反山其实不是山,而是一座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4米左右的土墩。如果不是福泉山“土筑金字塔”的启示,反山只不过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堆。

恰在此时,一家乡镇企业准备在反山附近筹建新厂,建厂房时计划从反山取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明达获知消息,马上带人到反山现场踏勘。

在随后上报的反山发掘申请中,“发掘目的、要求和计划”栏目中,王明达写明:“据草鞋山、福泉山等良渚文化墓葬的发掘,我们认为反山亦应是一处重要的良渚文化墓葬,即‘土筑金字塔’。”

1986年5月8日,反山考古挖掘开始。

表土挖去不久,考古队就有了收获,却实打实地属于“意外”——他们挖出了11座汉墓。汉墓不是反山考古发掘的主要目标,但考古队还是按照田野考古操作规程,一丝不苟地进行清理、记录、绘图、照相,还请所里派来专人录像。

清理汉墓花了20来天,到5月28日,各探方的下挖深度已达150厘米左右,为了慎重起见,领队王明达决定停止使用小锄头翻土,改用大平铲,一遍又一遍地把地面铲得又平又光,以观察土质土色的变化。终于在3号探方的中部,王明达从大面积的灰黄土中辨认出一块灰褐色的斑土。墓口出现。

接下来的挖掘,由王明达和文保员陈越南两人上手操作。他们改用小铲,一铲子只挖5厘米深。连续两天,一小铲一小铲地挖了将近1米深,还是没有收获。

5月31日,天气闷热难耐,开工后不久,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

王明达和几位考古队员站在3号探方的北隔梁上,商量对付雷雨的应急措施。在探方坑内的陈越南忽然喊他。陈越南刚刚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正用手掌托着,小心地举到王明达跟前。

王明达弯腰只看了一眼,就从一人来高的隔梁上直接跳到坑中,蹲在出土现场观察起来。陈越南递过一把小铲,王明达没敢用,从装土的土箕上折下一段竹片,顺着刚才取土块的边缘又小心地剔去一小块土,又露出朱红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眼看大雨降至,这些漆皮极其脆弱,王明达激动之余却再也不敢动手了。他把出土位置用塑料薄膜盖好,又在上面覆上一层泥土。

雨点很快落了下来。抢在大雨前的几分钟,王明达又在墓坑中剔出了一件玉琮的射口部分,来不及继续挖掘,同样把它盖好。

6月2日,雨止。上午,王明达会同牟永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室主任,负责史前考古)和强超美、邵海琴一起去工地……牟永抗让王明达再剥剔一下坑内的填土,露出一些可以断定年代的器物。当王明达把玉琮的上部剔出,露出外方内圆的玉琮器形时,他惊喜激动地连叫:“快叫牟永抗,快叫牟永抗,确定了!确定了!”

这段《反山》发掘报告记载的发掘过程,字里行间洋溢着当时考古队员的激动心情。

反山出土的这件玉琮,白玉质,器高8.8厘米、宽17.1厘米至17.6厘米,纹饰繁缛,体形硕大,重达6500克。其制作技术高超,可称神工鬼斧,是良渚文化的玉琮之首,故称“玉琮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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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墓地大玉琮,神人兽面纹集中反映了良渚社会生活中神的威严和神圣,是部族尊崇的“神徽”。

而在反山最早发现的那些玉粒和朱红色漆皮,后来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修复名家吴福宝精心剥剔、修复,复原出了极尽华美的嵌玉漆杯。

反山遗址共有11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随葬品1200余件(组),其中陶器37件,玉器1100余件(组),单件数量超过3500件。这是已知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雕琢最精美的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

据王明达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大概现存2万5千件左右良渚玉器,反山就占到了八分之一,数量之多、工艺之精、纹饰之独一无二,实属罕见。就拿玉琮来说,放眼世界,也仅有200多件,反山就有21件。

除了玉琮王,这里还出土了一件玉钺,器型巨大,制作精良,是良渚文化中的“玉钺王”。

“玉琮王”“玉钺王”等玉制品的出土,意义非凡。《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尚书·牧誓》中云“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反山遗址中的墓葬出现了琮、钺合葬,玉琮是祭祀礼器,象征“神权”,玉钺是象征军权的权杖,另有玉璧等大量高品质随葬品,意味着财富。那此中埋葬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就不难猜测了。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一手把持这样三种权力君临良渚社会的人物称之为王,怎么看都是合适的。”

王明达回忆,反山简报最初发表时,称为“反山墓地”,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对此提法不甚满意,问他是否可以称为“陵”。王明达深受启发,确实,反山墓地出土随葬品数量之多、规格之高、制作之精,为其他良渚文化遗址所未见,如此恢弘,应当称之为“王陵”。

反山墓地从此被称为反山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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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山王陵出土的嵌玉漆杯

“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反山王陵开启了良渚文化遗址大发现的一段辉煌时期。在反山王陵考古发掘的鼓舞下,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良渚一带的考古工作几乎没有中断。

1987年,瑶山遗址的发掘,共发现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随葬品754件(组),单件记共2660件,其中玉器678件(组)。这些收获略逊于反山王陵,但远高于普通墓葬,似乎说明墓主人的地位,也能说明良渚文化社会阶层的分化。

瑶山发掘的另一重要收获是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祭坛。瑶山祭坛与墓葬的关系,目前尚未明确,有说建立祭坛既是为了祭祀,也是为了埋墓,墓葬的主人就是祭祀的对象,亦有说祭坛是专门的祭祀场所,后来功能弱化,成为了墓地。

1991年,距离瑶山祭坛7公里的汇观山遗址又发掘出了一座祭坛,两座祭坛相对照,让考古工作者看到了祭坛的实际功能。

现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主持了汇观山遗址的发掘和复原展示工作。通过对瑶山和汇观山两座祭坛的测量和比较,刘斌发现,这两座祭坛虽然在尺寸上略有差异,但其四角所指方向完全一致。这是巧合吗?

通过两年的实地观测,刘斌发现了其中奥秘:“冬至日,两座祭坛的东南角指向正好是日出的方向,西南角指向日落;夏至日的日出日落,又分别对应东北角和西北角。几千年的沧海桑田,祭坛的四边可能不像当初那么精确规范,但今天我们还可以通过它们,准确地观测确定一个回归年的周期。”

五千年前良渚古人的文明程度,可能远超过人们对其所处新石器时代的固有认知。

在反山、瑶山、汇观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场所发掘完成之后,研究者开始寻找墓主的生活场所,这时位于反山东侧的莫角山再次引起了关注。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良渚的考古发掘并未将莫角山作为重点——事先的勘探发现了人工夯筑的痕迹,但并未发现墓葬遗迹,而且其外部特征与当时发掘的其他遗址不一样——莫角山虽然也被称作“山”,但实际上是一个东西长670多米、南北宽约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

1992—1993年,经过几次探测发掘和后期研究,莫角山的规模、结构、功能等日渐清晰。现有的考古研究认为,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堆积厚度达10余米的莫角山是一座大型的广场,其上部堆筑的三座高台,为泥沙多层夯筑而成。综合此前在莫角山发现的大面积的红烧土堆积,以及莫角山遗址在良渚遗址群的中心位置,结合遗址勘探发现的遗迹及其布局和构造等,人们认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宫殿基址,良渚文化的中心就在这里。

有了反山王陵这样的高等级墓葬、有了礼仪建筑瑶山和汇观山祭坛,又有了莫角山的大型宫殿遗址,种种考古证据像拼图一样逐渐完整,勾勒出了一个古周的雏形。

证据还不止于这些遗迹,还有良渚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出土物——玉。

反山出土的“玉琮王”和“玉钺王”,在带给人们最初的惊艳之后,又给出了更有深意的启示。

刘斌也参与了反山考古。他回忆,野外工作结束后,反山的玉器等文物被运到吴家埠库房作暂时的整理。二室主任牟永抗爱好摄影,试着用各种光线拍摄玉器上的纹饰。这种纹饰形似兽面,在玉琮王和玉钺王上都有,此前出土的良渚玉器中也曾出现,一直被当成是普通纹饰,并未特别留意。

“有一天,随队摄影师在观察刚刚冲洗出的照片时,兴奋地发现了刻在浮雕图案周围的手臂纹饰,她惊奇地叫了起来,说:‘你们快来看呐,兽面的两边原来是两只手!’我们都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到门口来看照片,我们很快都看清了,那确实是两只手,大拇指向上跷起,是那样地清晰,仿佛正扶住那像面具一样的两只大眼睛。”

原来被认为是兽面的纹饰,其实是一个半人半兽的神灵的形象。他头戴羽冠,双手扶住两只大大的兽眼,扁宽的嘴巴里,有长长的獠牙伸出嘴外,下肢是两个弯曲的兽爪。

它显然不能再被当成普通的玉器纹饰了,而是一枚良渚文化神徽。

“现在对神人兽面纹有无数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怎样解释,该图案作为良渚人的崇拜神,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刘斌说。

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共同尊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祇,标志着当时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这又是一个社会形态进步的标志。

反山、瑶山、汇观山墓地和祭坛,莫角山宫殿遗址等几十处良渚文化遗址,共同构成了分布密、规格高、类型多、承载不同社会属性与功能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并出土了大量高等级玉制礼器,引发了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高潮。

中国考古学界对良渚文化的文明程度判断,随着这些遗址、文物的发现不断升格,从指出良渚文化在中国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过渡时代“走在前列”,到“良渚文化已迈入了文明的门槛”。

“中华第一城”

在考古学领域,文明是在人类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社会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但是,考古学对文明的判定是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命题,其标准历来莫衷一是。

定义了“考古学文化”基本概念的西方考古学家柴尔德,也提出过构成“考古学文明”的十种要素,包括城市、文字、国家等。而流传更广、西方考古学界曾广泛采用的则是“四要素”标准,即城市、大型建筑、青铜器和文字。但是机械地套用“四要素”标准,显然忽略了文明的多样性,会把大量的人类历史文明挡在“门槛”之外。比如在殷墟发现了青铜器及甲骨文,西方就以此判定中华文明仅始于殷商时期。对此,夏鼐曾评价说:“如果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

刘斌介绍说,其实,“四要素”标准在西方的考古研究中也并不是一成不变、严格套用。比如西方人发现的玛雅文明没有金属,印加文明没有文字……现在考察一个考古学文化能否成为文明,需要对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社会组织等方面综合考量。

如果要选一个基本标准,考古学界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一般都认为“文明”是指“国家”形态的诞生及其相关考古学证据的出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众多中国考古学家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良渚文化考古成果,就已经判断良渚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不过,这种判断想在东西方语境下都得到承认,良渚还需要更直接的实证。

良渚文化被普遍认可的突破很快到来了。在刘斌的回忆中,那差不多是个意外。

2006年年底,政府下定决心搬迁居住在遗址中心区的农户。搬迁点选择在瓶窑镇葡萄畈遗址附近,按规定要先做考古勘探。碰巧原本在良渚考古工作站的技术人员都被派出去了,刘斌只能自己前往。没想到,他竟然在安置房选址的地下发现了一条史前河道,临时决定立刻发掘。

在挖到距地表约3米多深时,刘斌发现了一层石块,这些石块呈散乱分布,高低不平。石块棱角分明,显然是人工开采的。

刘斌的老师张忠培有句名言: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这句话几乎就是考古界的“金科玉律”。那段时间,刘斌就被这些石块“牵着鼻子走”。

“所谓的‘被材料牵着鼻子走’,当某一种材料能触动你,就要把它搞明白,要被它牵着走,找出它有多长有多宽,再顺下去,这个石头是从哪儿来的,后面的科技设计都是从这个角度来做的。考古就是教我们怎样去追寻遗迹,怎样去发现它的功能。”刘斌说。

进一步的钻探和试掘表明,这样的块石覆盖了莫角山遗址西侧,总长度达1000多米、宽度为40—60米,石块以上黄色黏土堆筑厚度近4米。这样的遗迹构造,很可能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修筑的河堤。这一遗址位于莫角山宫殿遗址西侧约200米的平行位置,刘斌也暗暗猜想,也许这里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

尽管尚不明确这究竟是什么工程,但其显示出的巨大工程量已足以让考古工作者兴奋。

刘斌带领考古队随后围绕莫角山,在南、北、东侧进行钻探调查,结果均发现了同样的石块分布遗迹。发现遗迹的钻探点不断增多、相连,四面围合,河堤不可能是如此走势,是城墙!

四面城墙合围而成的良渚古城,总体大致呈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墙围绕莫角山四周而筑,延绵约6600米,城墙四面合围,内部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样的面积,让良渚古城成为国内目前发现的同时代最大的城址。

随后的考古发掘又发现了外郭系统,良渚古城范围进一步扩大。现有的考古成果呈现的,是一个6.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发现将以往发现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王陵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它有皇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有宫殿与王陵,有城墙与护城河,有城内的水陆交通体系,有城外的水利系统,作为国都,其规格绰绰有余。

良渚文明的确立一锤定音。

良渚古城发现时,当时已经75岁高龄的考古学家严文明专程赴遗址现场考察。“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而已经多次实地勘察过良渚古城遗址的张忠培,给这座古城定义为“中华第一城”。

世界考古权威、剑桥大学的科林·伦福儒勋爵,在参观过良渚古城遗址后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

“漫天星斗”中最亮的星

今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已经入列世界遗产。

从1936年施昕更开始的考古挖掘算起,良渚文化的考古已经延续了80多年。80多年中,良渚文化的发现接连不断,每20年左右还会爆发突破性的进展。直到今天,已经在良渚考古了30余年的刘斌仍说,良渚还有太多的未解之谜,考古仍然在路上。谁也不能预料,这片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未来还会给世界呈现什么样的惊喜。

有赖于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大略图景已经能展现在世人面前。

如果选一样良渚文化的代表,玉无疑是最恰当的。

玉器是良渚文化的最高艺术成就。尽管在它之前,玉器就已广受尊崇,但良渚之玉从数量、体量、种类和雕琢工艺上,都表现出了一种飞跃。与以往人们喜爱的装饰玉器不同,良渚人的玉器不仅仅是美观的需要。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

在良渚文化的考古过程中,至今也没有发现金属制品。这让人不禁好奇,那些制作精美、雕琢精细的良渚玉器,究竟是怎么造出来的?

刘斌说,玉的加工难度丝毫不逊于金属。即使以文明要素考量,良渚文化缺少青铜,良渚玉器也完全可以替代青铜器,对研究良渚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都有重要意义。

至于具体加工手段,目前的考古成果能够大致了解到的是,良渚先民是用硬度很高的解玉砂研磨切割玉石,用硬石或鲨鱼牙齿之类的简易工具雕刻,还有石钻用来打孔。良渚的玉器加工工具应该是比较原始和简单的,但是工艺令人叹为观止。比如玉琮王上的纹饰,最精绝处,一毫米的宽度内有四五条刻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原夏、商王朝崛起之前的史前时期,良渚文化的象征——玉器已经在陕西、山西、河南、广东、江西、四川等地广泛流传,范围几达半个中国。甚至在夏文化的核心二里头遗址,神秘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许多与良渚文化形制接近的玉器。足见良渚文化的影响之广。

回望中国的史前时代,距今1万年以前,在辽阔版图的不同地理单元中,就开始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文化序列。考古学上形象地称之为“满天星斗”,比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晋南的陶寺文化、陕北的石峁遗址……从整体的文明发展水平看,良渚文化处在前列,特别是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礼仪制度等方面,良渚文化可谓“一马当先”。

严格意义的文字在良渚出土物中虽然尚未发现,但已发现大量的刻画符号。良渚博物院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共收入“带有刻画符号的器物共计554件,其中陶器536件、石器11件、玉器7件”,累计刻画符号632个,这些符号应该至少已经是文字的雏形。

遗憾的是,大约在4300年前,延续了千年的良渚文化突然消亡。

刘斌说,由于良渚文化从未出现在任何古文献中,我们对其起源和消失过程一无所知,只能通过考古出土的证据进行推测。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学家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大约有300多处,它们的地层剖面都有一个明显的文化断层,说明它们消失于同一时期。在文化断层上面,留下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

上古环境科学研究表明,大约在良渚文化消失的同一时期,发生了一次全球降温事件,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连年大洪水,良渚先民的农耕之地被常年淹没,良渚古城自此销声匿迹。良渚先民应该是远走迁徙了。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浙江良渚文化在被史前大洪水毁灭以后,良渚人分为两支向外迁徙。其中一支迁往北方,与当时的华夏部落联盟,也就是与龙山文化族群发生冲突。在战败后,良渚文化被龙山文化吸收和融合。所以,在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不少良渚文化的玉器。

另外一支良渚人,向地势更高的长江中上游迁徙,他们有的进入四川地区,给蜀人带来了先进文化,促使三星堆文明开始爆发式发展。有的从长江中上游进入陕西黄土高原,与当地的华夏部落融合。比如在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他们的玉器技术也是突然爆发,良渚文化风格的玉器随处可见。

直到2000年以后的战国时代,良渚古国的土地上才重新有人耕种和生活。

那场导致良渚文化忽然消失的可怕洪水,发生的年代似乎能与大禹治水相联系。也就是说,良渚文化比大禹治水的传说还要早1000年。

大禹之子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进入了王朝时代。

在此之前,中华文明的“漫天星斗”中,良渚文化无疑是最亮的那颗星。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董少东

编辑:杨萌

流程编辑:孙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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