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巴黎画家沙龙里的翘楚，一位成就非凡的留法艺术家，为何放弃成为世界巨匠的机会，像中世纪的苦行僧一样，来到大漠？此后五十年，他与敦煌有什么故事？
在敦煌这个神佛密布的地方，一个凡人为何被称为“敦煌守护神”？季羡林为何评价他“筚路蓝缕，厥功致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
今天，来听听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回忆父亲常书鸿，一起走进这位著名画家跌宕起伏的人生~~
1991年两会期间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在香山以代表身份相逢
留学法国，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1904年4月6日，惊蛰声中，杭州城里的常家，迎来了一位呱呱坠地的男婴——常书鸿。西子湖畔的山湖之色，滋养了这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自幼喜爱绘画，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一位画家。
常书鸿
但中学毕业后，常父劝他报考工业学校：“你画画不能当饭吃，家里这许多人口，生活这样困难，怎么办？”考虑到现实情况，常书鸿听从父亲的建议选择了浙江省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然而，去法国读书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于是，他开始自学法语，随身携带一本袖珍法汉词典，利用空闲时间背单词。
后来，他参加赴法公费生考试并被录取，成为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预科班的学生。因为一直没有专业学过美术，所以从一年级开始读，此时的常书鸿已经23岁了，同班同学都是十多岁的法国当地孩子。但是常书鸿为了打牢绘画基础，甘心忍受难堪，从石膏素描开始学起。很快，他就凭借自己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1928年10月，以优异成绩提前升入专科。
1929年，在杭州的妻子陈芝秀也被接来法国，并去学了雕塑。妻子到来后，常书鸿越发心安了。1930年，常书鸿提前进入油画班。油画班的主任教授叫窦古特，这位德高望重的油画界评论家，对作品要求严苛，却向常书鸿抛出橄榄枝，让他来自己的画室。不久，1931年3月26日，女儿常沙娜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更多欢乐。
1931年秋，“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法国。常书鸿听后忧心如焚，迫切想回国。窦古特老师见他静不下心作画，鼓励他说：“你作为一个画家，应该用你在绘画上的才能，搞一点反映爱国思想的作品，这正是你们英雄用武的时候。”在老师的支持下，常书鸿以妻子为模特，画出了《乡愁曲》。画中一位身穿中国服装的少妇，面带愁容地吹奏竹笛。这幅画在里昂沙龙中展出，并被评为优秀画作。1932年，常书鸿以油画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并参加了里昂全市画家赴巴黎深造公费奖学金选拔考试，凭借画作《梳妆》获得第一名，携带妻女来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伦斯画室。
1932年 常书鸿《G夫人肖像》100x81 法国里昂 亚麻布（获得法国国立美术学院毕业作品一等奖）
在巴黎，常书鸿与老友吕斯百、王临乙重逢，并结识了一群同样心怀艺术梦想的中国留学生。“20世纪30年代，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是单身，唯独我爸爸已经成了家，还有个孩子。家庭的氛围永远是吸引人的，周末、假日，大家都喜欢聚到我家来，谈今论古，畅谈艺术，互通祖国的信息。在艺术家聚居的巴黎，我家成了学艺术的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场所，除王临乙、吕斯百之外，曾竹昭、唐一禾、秦宣夫、陈士文、刘开渠、滑田友、马霁玉、王子云、余炳烈、程鸿寿、郑可等人都是我家的客人，有画油画的、做雕塑的、搞建筑的。著名的‘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徐悲鸿、蒋碧薇到巴黎办展览时也到我家来过。”
徐悲鸿先生到巴黎常书鸿家中看望留法学生。左二为秦宣夫，左三为徐悲鸿。第一排从右至左为：唐一禾、郑可、
在巴黎的时光，就像这座浪漫的城市一样，有一种瑰丽的色彩。很快，常书鸿在画界声名鹊起，得到“不轻易以一字许人”的世界级艺术批评家莫葛雷破例撰文推崇。
他画的《裸妇》是1934年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劳伦斯画室一等奖作品，获得美术家学会的金质奖章，现藏于里昂国立美术馆。同年，他以自己家庭为模特创作的《画家家庭》也在巴黎的“春季沙龙”获得银质奖章。
1934年，常书鸿油画作品《画家家庭》
他的作品《葡萄》被时任法国教育部次长的于依斯曼亲自选定收归法国国有。
《葡萄》
他为女儿创作的《沙娜画像》由现代美术馆馆长窦沙罗阿代表法国购去，收藏在巴黎近代美术馆（现为蓬皮杜艺术文化中心）。
1935年，常书鸿绘《沙娜像》
此时，常书鸿不止一次地撰文写道：“连我自己也觉得已经是蒙巴纳斯(巴黎艺术家活动中心)的画家了。”人们预言，这位中华学子只要在巴黎住下去、画下去，世界艺术大师的伟人祠里便会刻上他的名字。
塞纳河边初识敦煌，魂牵梦萦
1935年年底的一天，天色已晚，常书鸿在塞纳河边散步，不经意间发现一排专售美术 图片的书摊。于是，他在这里停下，这一瞬的驻足，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
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图录》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本画册是1907年伯希和从中国甘肃敦煌石窟拍摄来的，记录了三百余幅甘肃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在卢浮宫，他总为拜占庭基督教绘画中的人物惊叹不已，可书上这些壁画中的神和人像，同样生动有力！不，比之“洋塑”和“洋画”，它们还多了许多他所熟悉的亲切；这些神和人的豪雄奔放形态，比现代的马蒂斯的野兽派还要粗野，可这是五世纪北魏的早期壁画。
因为买不起这本昂贵的图录，第二天一早，常书鸿又来到附近展出敦煌文物的吉美博物馆。当看到宏壮丽的敦煌唐代绢画时，他想道：“我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自豪地以蒙巴纳斯的画家自居，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自己数典忘祖，真是惭愧至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我爸爸很激动，他说：‘哎呀，我到法国来追求欧洲的文化艺术、文艺复兴的艺术，我怎么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这么精彩的石窟。在法国学完了我一定要回到祖国，一定要想办法到甘肃敦煌看一看’。”
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展品
1936年常书鸿接受北平艺专的教授聘约，离开妻女，奔赴北平。1937年，陈芝秀带常沙娜在抗日战争的炮火中回国。一家人在战乱中辗转各地，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常书鸿说：“万里迢迢地从国外投奔祖国的敦煌，转眼间四年已经过去了……敦煌还是远在天边，在黄沙蔽天的漠北，可望而不可及。”
1939年常书鸿全家合影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东汉地理学家应劭将“敦煌”二字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原通西域交通要道的“咽喉之地”，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汉唐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罗马文化、波斯文化都在这里碰撞、交融。季羡林先生认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沿途留下了大量的石窟文化。《魏书·释老志》记录：“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前秦建元二年，乐僔和尚云游至敦煌。当时，夕阳西下，阳光斜照在三危山上，乐僔和尚看到山顶上好似有万道金光，千万佛尊的影像在其中闪烁。他被眼前的景象打动，便在悬崖上开凿了第一个佛龛供养佛像。后来，法良禅师在旁边开凿了第二个洞窟，称为“漠高窟”，因“莫”与“漠”通用，又称为“莫高窟”。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从北魏到元代1000多年，历经十个朝代的建设，492个洞窟共有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本身便堪称是中国中世纪美术史，美国《时代周刊》感叹它“是世界佛教题材的艺术聚集地”。
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莫高窟第100窟、196洞窟一带－1907－选自斯坦因《Ruins》
元朝西征时，西夏国王命人将文献经书藏于洞中，躲避战事。1900年，王圆箓道士在清理流沙的时候发现17窟内经卷。当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清政府忙于享乐和对外谄媚，根本无暇顾及外国人的强盗行为。英国人斯坦因以玄奘信徒的名义从王道士手中诓骗近万卷文书和数百幅佛像绢画。随后，法国人伯希和盗取藏经洞中6000多卷写本、200多幅唐代绘画和幡幢、织物、木制品等其他文物，装满10辆大车运往巴黎，其中大量美术品收藏在法国吉美博物院。
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内
20世纪40年代，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上海、重庆等地尚且民不聊生，更别说偏远的敦煌。敦煌当地的老百姓不知石窟价值，砍伐石窟前的防风林用来烧火做饭，在窟前养牛放羊。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使窟内壁画逐渐褪色，木制柱子遭虫蛀侵蚀，建筑房檐也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拍摄的五层楼
1942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浮雕被奸商倒卖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这件事让人们想起敦煌被劫掠的现状，报纸上关于如何保护敦煌艺术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重庆政府为了应付舆论，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被推选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的副主任。
“爸爸是那种有个想法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他听说张大千1941年和1942年已经两次 去莫高窟，是以个人名义带了几个弟子去的，前后住了一年多，临摹了很多壁画作品， 还为洞窟编了号，相当不容易，因此他非常佩服张大千。敦煌是他魂牵梦萦的圣地，现在自己终于有机会去敦煌圆梦了，他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 副主任的职务。梁思成先生早就听说常书鸿一直念念不忘敦煌，他对爸爸说：‘ 如果我身体好，我也会去的，祝你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先生也鼓励爸爸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的工作做好，做到底。”
敦煌莫高窟，这座中华瑰宝历经千年兴衰荣辱，忍受侵略者的肆意劫掠，久久不见光明，现在，它等来了常书鸿。
放下画笔，为敦煌修筑防沙墙
1943年3月24日，经过漫长的旅途，常书鸿一行人骑着骆驼到达莫高窟。
张大千、常书鸿等1943年在榆林窟
第一顿晚饭是一碗半生不熟的厚面片、一碟咸辣子和咸韭菜。因为没有筷子，团队里的人便折了河滩上的红柳枝当筷子用。
常书鸿到敦煌一开始做的都是体力活。保护洞窟第一件事就是修筑防沙墙。于是常书鸿便跟敦煌县陈县长提出自己的想法。陈县长听完哈哈大笑，还挖苦他说：“你大概书读的太多了吧，真是一个书呆子。”常书鸿没有放弃。偶然间，他得知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完全可以调和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重新去找县太爷，说：“修墙一方面是今后防止游客破坏，一方面是防风沙侵蚀。如果不修墙，继续破坏下去，这个责任应由县里负责。”陈县长害怕担责，只好答应了他。
1944年4月，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修筑了1007米的围墙，420余个洞窟得到了有效管理-1948
与此同时，常书鸿开始着手清理积沙。雇来的员工没有经验，又不习惯戈壁滩的生活，很多托辞返乡探亲，一去不回。常书鸿为了鼓舞士气，带头和民工一起劳动，自制“拉沙排”，把洞内积沙推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子冲走。他还设法筹钱给民工一些补贴，让民工安心。他在手稿中写到：“我计算了一下，至少有上百个洞窟已被流沙掩埋。虽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异常艰苦，但大家工作情绪都很高涨。我们雇了一些民工，加上我们自己，在洞窟外面修建了一条2米高、2000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积沙推到了0.5公里外的戈壁滩上。此外，还要修补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和修路、植树，这些工作我们整整大干了10个多月。”
除了治沙，常书鸿后来还陆续带领大家在敦煌种植防沙林，减少风沙对洞窟的侵蚀。
劳雁分飞,立誓以身侍敦煌
艰苦的生活令他愈发想见到妻儿，一直催促他们来敦煌。
40年代常书鸿带头在莫高窟种菜
“我爸爸下决心要把全家都迁移到那边。1943年我们就开始全家走了整整一个月，我妈妈很时尚穿旗袍什么的，从兰州到莫高窟更加苦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妈妈简直受不了了，我就开始穿一个老羊皮皮袄，穿靴子，我妈妈不穿，说难看得很”，常沙娜回忆道：“到了第一顿饭我印象太深了，第一顿饭是晚饭，天又冷，一碗醋，一碗盐，然后一盆面条，什么都没有。我还说爸爸有菜吗？爸爸说这就是，没有菜了，以后我们要种菜，今天晚上没有，明天给你们吃涮羊肉。”“永远刻在我记忆中的除了那碗盐、那碗醋，还有爸爸那无奈的神情。当时我心里酸酸的，觉得爸爸很可怜，在这么恶劣的 条件下，他除了工作，还要照顾这个，照顾那个，又要安慰，又要劝导，他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太重了！”
常沙娜初到敦煌
敦煌并不是一个宜居之地。大家饮用的是大泉河里的水，碱性很大，煮出来的粥都是咸的，每天必须食用大量的醋中和水中的碱，否则就会闹肚子。夏秋两季山洪暴涨，他们只能打到泥浆水，必须让泥浆慢慢沉淀，或者加白矾让泥浆水快速沉淀后再使用。冬季河水结冰，他们只能用斧头、钢钎用力敲打冰块，把碎冰背回家中在火炉边上让其慢慢融化。如果家里用火炉取暖，烧的是煤渣和澄板土混合成泥而后制的煤砖，燃烧的热能不高，并不是很暖和。如果火炉上再烧化一块冰，市内温度就更低。同时，因为气候干旱，新鲜蔬菜也很少。如果想吃肉，只能跑到四五十里外的县城去买，往返需要一天一夜。除此之外，敦煌夏季极为炎热，将鸡蛋放到正午热砂下，十分钟左右就能熟。
常书鸿油画《磨房》
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常书鸿又带领大家种菜、养羊、养鸡。“爸爸是个艺术家，是为艺术来到敦煌的，眼下这一切真是太难为他了。但是与敦煌 艺术相关的事情是一环扣一环的，要研究艺术就得保护石窟，要开展工作就得有人， 有人就得吃饭穿衣住房，就得解决柴米油盐问题……重压之下，爸爸的情绪经常很郁闷、烦躁，妈妈来敦煌后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不适应他无暇顾及，更谈不上安慰、关心。他回到家常常把在外面工作压抑下来的种种不快发泄到妈妈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跟妈妈吵架闹离婚。”夫妻俩的隔阂越来越大。
《莫高窟一隅》常书鸿作品
1945年，陈芝秀借口去兰州看病，离开了敦煌。常书鸿知道妻子离开后，立马骑马上路，希望把她追回来。月夜下的戈壁滩经常有强盗出没，单身旅客很容易被没收财物，尸体掩盖在沙丘里，一点痕迹都没有。但此时常书鸿顾不得这些，他必须追回妻子。不知追了多久，他颤悠悠地从马上摔下来，晕了过去。幸好，当时在戈壁滩上找油的玉门油矿地质学家孙建初和一名老工人发现了他。经过急救和三天的护理，常书鸿才恢复过来。
九层楼
在子女的哭叫声中，常书鸿默默地承受着失去妻子的痛苦。夜深人静，他躺在床上睁着眼，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他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这时，莫高窟九层楼上的铁马被风吹动，叮铃铃地响起。这铃声让他想起了254窟中的北魏壁画《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心地慈悲的萨埵那太子看到一只母虎生下七只幼虎，饥饿不堪，便用竹片刺颈出血，甘愿让饿虎先舐食其血、啖食其肉。“萨埵那太子可以舍身饲虎，我为什么不能抛弃一切侍奉艺术，侍奉这座伟大的民族艺术宝库呢？在这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它是多么脆弱多么需要保护，需要终身为它效力的人。我如果为了个人的一些损失与磨难就放弃责任而退却的话，这个劫后余生的艺术宝库，很可能随时再遭劫难。不能走!再严酷的折磨也要坚持下去。”
《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北魏，254窟
“我爸爸很顽强，他是个地道的‘杭铁头’！他身上有种老杭州人的气质，耿直、专注，不畏艰难险阻。他总是要舍了自己去保护敦煌，这是他在履行‘舍身饲虎’的精神。”
为了专心工作，他把在酒泉上中学的女儿常沙娜接回来，跟他一起学习临摹壁画，并照料幼子嘉陵。
1946年常书鸿与女儿儿子在莫高窟林荫道合影
团队成员撤离，一人坚守
“1945年是跌宕起伏的一年，也许还是爸爸一生中最不寻常的一年—— 4 月，妈妈 出走，顷刻间家已不像个家。为了神圣事业的继续，爸爸承受住无情的打击，咬牙挺 来了。7 月，受到重创的心还未完全愈合， 国民党政府又下令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 爸爸呕心沥血开拓的事业眼看就要夭折在摇篮里。这一更加无情的打击使他忍无可忍，为了保护敦煌艺术，为了研究所的存在，他抗争、呼吁、团结职工苦度难关，终于争到了结果，看到了转机。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万众欢腾。哪知喜庆未尽，‘ 复员潮’又开始了，工作人员一批批陆续离开，研究所已成空巢，千佛洞重新陷入沉寂……”
常书鸿作品《雪朝寒雀》
敦煌的夜晚阴森荒凉，远处时不时传来狼嗥。常书鸿披衣走出屋外，看着北端的石窟映着月光。几天前，敦煌县长带了一个国民党部队军官来参观。军官想拿走石窟中北魏彩塑菩萨像，要放在家中让他母亲拜佛用。常书鸿好说歹说，才用常沙娜描摹的菩萨像把军官打发走。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如果现在离开，把权力交给敦煌县长，这个艺术宝库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几年的艰苦岁月，这个洞窟中留下了大家辛勤的汗水，这些艺术品也在艰苦环境中给了我欢乐和欣慰。”他暗暗发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都要与敦煌艺术终生为伴。
盛唐 法华经变幻城喻品，莫高窟第217窟 常书鸿 临摹
常书鸿想带着儿女回到重庆，呼吁重建敦煌研究所。因为经费已经用完了，他只好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筹路费。所里仅剩的两个老工人不知道常书鸿此去前景如何，在他们担忧的目光中，常书鸿带着儿女和简单的行李，骑着两头毛驴上路了。常沙娜回忆说：“一路上我弟弟病了，发烧，没有热水怎么办？我就用个小玻璃瓶暖在我的棉袄里头，到时候温了给他吃药。”
1946年5月，常书鸿辗转找到刚从延安回来的中央研究院傅斯年院长，在听完常书鸿的情况汇报后，他当即表示敦煌艺术研究所今后可隶属中央研究院。随后，傅斯年院长又拨来一辆美制大卡车，常书鸿购置了发电机、照相机和绘画用的材料，又招募了一群愿意保护敦煌的年轻学子，一行人乘着大卡车来到了敦煌。
与第二批新生力量——四川艺专的主力在莫高窟牛车上的合影
当常书鸿带着一双儿女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戈壁上时，留守的两个工人哭了。
艰苦工作，绘就大量壁画
敦煌研究需要临摹壁画和给洞窟编号。临摹壁画需要纸、笔和颜料。因所里经费拮据，大家想出各种变通的办法，纸张可以用窗户纸，笔用秃了再修，一用再用。但是颜料用量很大，根本没有经费买太多颜料。于是，常书鸿便带领团队自己动手做颜料，红泥用水漂净加胶做红色颜料，黄泥做黄色颜料，其他颜色一一找代用品。
常书鸿临摹莫高窟第369窟经变
临摹壁画是常沙娜年少时最大的乐趣，每天早上兴致勃勃地登上细细窄窄的“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爸爸让我把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代各洞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在临摹唐代壁画时，他先让我向邵芳老师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法，通过临摹给我打下了造型基础。爸爸在每个环节上都耐心指点，要求一丝不苟。”“虽然我没能正规地完成学校教育，但我学完了爸爸为我量身定制的一套课程， 这段没有学历的学业为我一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使我终身受益。”
常沙娜临摹的敦煌壁画，上有常书鸿题字
石窟开凿在坐西朝东的峭壁上，洞窟一般只有一个向东的进光线的门，加上每个洞窟都有一段通道，所以经过通道遮掩，真正能照到壁画上的光线十分微弱。临摹壁画的人在白天工作也需要点上一支土蜡烛，但是烛光时明时暗，十分伤眼。夏天还好，寒冬时分天黑得早，窟内又冷。因为经费有限，没有梯架设备和照明器材。常书鸿等人只能在小板凳上工作，看不清的地方，就要一手举着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花一笔。洞顶壁画最为棘手。常书鸿曾回忆道：“要仰着头，脖子和身体都成了90度直角；仰看一眼低头再画一笔，不一会就头晕脑胀，有时甚至恶心呕吐。”
常书鸿临的敦煌佛像，立轴设色纸本
就在这种条件下，到1948年初，常书鸿带领团队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选》《历代藻井图案选》《历代佛光图案选》《历代莲座图案选》《历代线条选》《历代建筑资料选》《历代飞天选》《历代山水人物选》《历代服饰选》以及《宋代佛教故事画》等十几个专题的编选工作，共选绘了壁画摹本800多幅。
常书鸿跟研究人员讨论工作
与此同时，常书鸿还带领团队给石窟编号，“那时千佛洞已经有伯希和和张大千的两种编号，爸爸从1947年冬天到1948年春天，带着段文杰、萧克俭和李承仙把石窟又做了一次全面的编号，并最后敲定。这种编号的顺序呈‘之’字形，先由北至南，然后由南向北，再从北到南，和张大千编号的方向正好相反。这一编号被公认为是目前莫高窟各家编号中最好的、沿用至今的正规编号。”当时共标记洞窟465个。在1965年开展石窟全面加固工程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24个洞窟，共计492个。
通电、修栈道，敦煌越发年轻
1949年新中国建立，敦煌的保护工作受到重视。
1954年常书鸿所长从北京接来第一辆车“美式吉普”，后面挂着一台发电机
1954年10月25日，千佛洞通电。常书鸿及美术组的员工都极其开心，他们早早吃完晚饭，在洞窟中等待电灯亮起。晚上6点，轰隆隆的发电机声音划破寂静的沙漠，所有的电灯在同一时间打开，整个莫高窟在漆黑的夜晚闪闪发光。
1955年美术组在莫高窟第196窟南壁展开临摹研究工作
此时，常书鸿激动地从一个洞窟跑到另一个。当他来到曾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劫掠一空的第17窟，想到墙上两幅唐代供养仕女画像自石窟创建那一天开始，就寸步不离地守护在这里，目睹历史的变迁，常书鸿觉得“这两个历史见证人在灯光下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仿佛她们在庆幸这样的劫难已经永不复返了，明亮的灯光驱散了陪伴她们的漫长黑暗，带来了光明。这是足以跟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媲美的另一种具有东方风格的‘永恒的微笑’。”
17窟仕女图
刚到敦煌时，常书鸿想去最高的196窟时，因为没有通道可上，只好从山顶悬绳顺着绳子往下滑入洞窟中。研究所没有钱，常书鸿只能带领团队成员拾树枝，用沙土修筑简易的栈道和土墙。进洞要连蹦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1942年的莫高窟，常书鸿爬着“蜈蚣梯”进窟
1962年，常书鸿向中央递交了如何加强保护石窟群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后立即同意拨专款进行全面维修，由铁道部承担。1963年，铁道部在全国调配了百来位实践经历丰富的桥梁、隧道工程人才，加固了195个石窟，制作了7000多平方米的挡墙砌体和梁柱，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危害的问题，加固了400多个洞窟上、下三四层之间的通道，用钢筋混凝土和花岗岩代替了木质“虚栏”。
50年代初修缮后的莫高窟窟门、檐道全面装置，常书鸿在此留影
古老的敦煌石窟，在常书鸿等人的精心保护下，越来越年轻。
敦煌东渡，震醒迷失的日本艺术家
1958年，常书鸿和中国敦煌艺术展览团出访日本，展出300多件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彩塑摹本和摄影图片。此时，中日尚未正式建交。但这丝毫不影响日本民众对敦煌艺术的热情，10万余名日本群众涌来观展。一名日本朋友对常书鸿说：“这种现象是过去任何艺术展览会所没有的。”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甚至放弃了曾影响法国印象派绘画的浮世绘。二战后，日本艺术界充斥着困惑和空虚，不知前行的方向。敦煌的展览，震醒了迷失的日本艺术家们。正如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工作人员所说：“敦煌艺术有这样一种力量，它打破了存在于日本现代人心中的‘西方万能’的概念，十分可能是我们的文化艺术重新走上中国的也是日本的东方优秀的传统。”
1958年日本中国敦煌艺术展手册
当时正在苦闷中的日本画家平山郁夫，看了展览后，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说：“常先生好像是来送敦煌香火的，这香火如能救我一命，我盼望去敦煌的念头 就更强烈了……1958年似乎是我命运的转机的一年。”此后他与常书鸿一家结为好友，数十次到敦煌写生、作画，创作了大量在世界美术界引起反响的作品，成为在日本和东山魁夷齐名的画坛领袖，并被选为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要求东京艺大的学生每年至少去敦煌一次，亲自看看，否则不予毕业。
飞天，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留念，常书鸿作品，1979
此后，常书鸿受邀多次访问日本，并接受奈良法隆寺的邀请，为其绘制16幅壁画，耗时两年完成。如今这16幅壁画被当成日本国宝安置，只有重大活动才能短暂参观。
文革十年受折磨，仍不改初心 文革十年，常书鸿受到许多折磨。
造反派把莫高窟称为“魔窟”，常书鸿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多亏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保了他，并以封闭洞窟的形式保住了重要的文化遗产——莫高窟才未遭到破坏。“文革”后期，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到中国来，向中央要求访问三个人，其中有常书鸿，促使他提前重获了自由。“我爸爸在文革的时候也是受了侮辱，吃饭趴着吃，不能站起来吃，因为造反派说‘你是恶魔’。但是他笑咪咪地跟我说，没有关系，我照样活了，而且你看最后给我平反了。”
常书鸿在回忆录中说：“我是个幸存者，一个留下满身‘ 纪念品’ 的幸存者。”“ 要把这十年的感受写下来，将又是一册与本书同样字数的作品。”但是他没有写太多，对于那些苦难，他在回忆录中只用短短一百多字带过。
不管遭遇什么，这位“杭铁头”都没有动摇过初心。
请将我埋葬在敦煌，我要一直守护它
“1981年邓小平同志去莫高窟时，爸爸陪同他一路参观，闲谈时邓小平问起他的年龄， 知道了两人同庚，都是1904年出生的，又都在法国留过学……邓小平同志对此留下印象，后来听说是他提出让常老退休后到北京去，度个安定的晚年。1982年，国家文物局调爸爸到北京当顾问兼敦煌研究院的名誉院长，爸爸这才把家搬到北京，离开了 敦煌，那年他七十八岁。”
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季羡林、常书鸿等专家联名制定了敦煌学研究的具体任务。
常书鸿人在京城，心却在敦煌，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风一吹，叮当作响。这让他感到仿佛又听到九层楼的铁马声，又像回到了敦煌。
常书鸿笔下的“九层楼”
“他老说我在这里做客，这不是我的家，条件是好了，但是老惦记着敦煌，他后来病了以后跟我说，沙娜我将来死了也要回敦煌。所以他去世后，把他安葬在敦煌大泉河的对岸，他眼巴巴地看着对面莫高窟的九层楼，这是他的意愿，去世了还要守在那儿。”
常书鸿交代将他的壁画临摹作品都交归敦煌研究院所有，1999年，家人根据常书鸿的遗愿,又将他的油画作品分别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建立了常书鸿美术馆。
《走向莫高窟》常书鸿油画作品
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有来生，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有来生，我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半个世纪过得太快了，敦煌研究和保护是几代人的事情，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回首过去的人生，我自豪地认为，我的人生选择没有错。我们奉献给敦煌的应该是许许多多代人的努力和工作。”
如今常书鸿这位艺术殉道者已经长眠在大泉河畔，他的执著和豪放不羁、他为事业九死不悔的操守和生活的苦行主义，仿佛都凝结在那方”敦煌守护神“的碑石上。
常书鸿墓建造在大泉河对岸，永远相伴着莫高窟的九层楼
常书鸿人生九十年沧桑的心路历程，是历经清末、民国、新中国“ 三个朝代”的知识分子几近一个世纪的极为斑斓的“敦煌经变图”，他的故事就如莫高窟九层楼檐角高悬的铁马，在大漠的风中，悠远地回响......
她是在法国里昂出生的娇俏女孩，也是盛开在丝绸之路上的沙漠之花。
她自幼与父辈一起守护敦煌文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她因心系新中国，提前终止美国学业，毅然归国。
她受林徽因指点进入工艺美学领域，化用敦煌图案设计国礼，为国添彩增光。
她将敦煌元素融入北京十大建筑的设计。
她是中国唯一无学历的女校长，从事教学五十年，内外驰骋，带领中央工艺美院走上国际舞台。
她是敦煌守护神的爱女，得千年敦煌艺术哺育，便用一生心血弘扬至美敦煌。
她就是杰出的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常沙娜。
常沙娜，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的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曾先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主持并参加设计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的大型礼品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著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及合编的《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常沙娜花卉集》《中国当代织染刺绣服饰全集》等作品。
我们今天得以欣赏的敦煌古迹，
是怎样被保护下来的？
神秘迷人的敦煌艺术如何与现代艺术相结合？
为何艺术设计中，中国人自己的文脉不能丢？
4月21日16：00，新清华学堂，
永远的敦煌少女常沙娜讲述敦煌故事，
带你畅游大美敦煌！
从2016年4月19日起，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系列活动列入《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并按该课程要求举办，请在读本科生提前领票，凭票并携带学生IC卡刷卡入场，入场时间为演讲当日15：30。
【演讲题目】
永远的敦煌
【开讲时间】
2019年4月21日（周日）16：00
【入场时间】
15：30
【地点】
清华大学 新清华学堂
我们将选取精彩评论进行抽奖，抽取50位赠送入场票，10位赠送常沙娜教授的著作《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仅限讲坛当日现场领取）
【领票时间】
4月18日 周四 12:00
开始领票 领完即止
【领票地点】
新清华学堂票厅（新清华学堂东南角）
学生服务中心总服务台109房间
【领票办法】
持本人高校或中学学生证/教工证，
每人每证限领两张
衷心感谢常沙娜先生提供照片
本文资料来源：常书鸿回忆录《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常沙娜自传《黄沙与蓝天》、网络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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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9-6-19 19:31: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