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川军：撑起中国科幻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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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第一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颁奖会上，《科学文艺》方阵获奖作者与编纂部人员合影：(前排左起)莫树清、杨潇、周孟璞、温济泽、鲍昌、童恩正、缪士；(后排左起)万焕奎、徐开宏、孔良、李理、魏雅华、向际纯、谭楷、吴显奎。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武杰

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2016年，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再次获得2016年雨果奖短篇小说奖。这两次获奖，不仅使中国科幻在西方世界获得认可，同时也让科幻作品、科幻作家进入到更多中国人的视野。

从20世纪初，鲁迅等一批著名作家将西方科幻作品翻译成中文开始，科幻在中国经历过高潮，也曾因为科幻被定义为“精神污染”而跌入谷底。

1986年，首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在成都颁布，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鲍昌将倍受冷落的中国科幻比方为“灰姑娘”，他认为“灰姑娘”终有一天要旋舞到聚光灯的中心，让世人看到她的斑斓。

进入新世纪，科幻再次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如今，昔日的“灰姑娘”终于散发出不一样的光芒，但是这并不是一种必然，而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科幻人、科幻迷的坚持、努力而成。

四川是中国科幻的高地

在中国科幻最落寞的时候，相关的杂志、报刊相继停刊，只有偏安一隅的四川依靠一本省级杂志《科幻世界》(原《科幻文艺》)坚持前行。原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首届中国科幻银河奖得主吴显奎有一句名言：“四川是中国地理上的凹地，但却是中国科幻的高地。”四川科幻能创造辉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追梦人”的前仆后继。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11号，我记得对不合错误，《科幻世界》编纂部对于科幻迷来说就是一个圣地，我们是去朝圣的。”10月29日，在北京举办的《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新书沙龙活动上，科幻作家杨平回忆起20多年前，作为一个科幻迷第一次踏入编纂部的情况。编纂部的工作人员对一个科幻迷的热情，让他找到了归属。

当天，《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主编之一、八光分文化创始人杨枫和书中的受访人——著名科幻编纂谭楷、姚海军以及科幻作家杨平、凌晨在北京出席了新书的沙龙活动。

当天的读者也都是科幻迷，在北京单向街小小的空间里，像一次来自外太空的聚会。未来事务办理局局长姬少亭在现场让大家举起LLAP(Live Long Prosper)手势，祝福科幻能够“生生不息，繁荣昌盛”，她一边组织一边调侃着：“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手势，那你今天是怎么来这儿的。”

他们从小阅读《科幻世界》，本身订阅或者从爸爸、哥哥那里借阅，他们能够清楚地记得某一期的封面、文章、甚至某句话。

有人因为刘慈欣在《科幻世界》上的一篇科幻小说《光荣与梦想》中一句“她只是像辛妮一样，想跑到头罢了”，坚强地面对生活中的坎坷、困难；有人因为《科幻世界》在繁忙的生活工作之余打理着科幻类的公众号，甚至有报答此选择了相关的专业、工作。

姬少亭作为当天的主持人，讲起本身高中时关于科学家、宇航员的梦想便是源于《科幻世界》，“里面的每一个字都会看，夹缝里的，甚至最后编纂信息那些都要认真看完”。读者来信的栏目更是鼓励着千千万万的科幻迷。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虽然主要记录了长居四川的科幻名家，但是这些人和《科幻世界》却实实在在的影响甚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科幻作家、科幻迷。

1979年，因为改革开放呼吁“科学的春天”和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中国科幻又一个高潮。《科学文艺》(《科幻世界》的前身)应运而生。当时全国有上百种科普类的杂志，其中北京的《科幻海洋》、天津的《智慧树》、黑龙江的《科学时代》和《科幻小说》以及四川的《科学文艺》，“四刊一报”代表了中国科幻难得一见的繁荣期。《科学文艺》一创刊就有15万册的销量，1980年更是达到了20万册，当时全国都洋溢着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

被称为中国科幻文学之父的郑文光先生以及“文革”之前就开始科幻创作的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等中国科幻的鼻祖也纷纷在这个阶段重新开始进入科幻创作行业，与此同时，叶永烈、王晓达等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提起科幻小说界的“四大天王”，今天很多人会提起刘慈欣、韩松、王晋康、何夕，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科幻界最早的“四大天王”是郑文光、童恩正、肖建亨、刘兴诗，而这其中四川就占了3个。

科幻川军生命力特强，经得住煎熬

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科幻是“姓文”还是“姓科”讨论的深入，这一切发生了改变，第二次属于中国科幻的高潮期再次中止。刘兴诗、谭楷等多人谈起在第二次低潮时中国科幻界的损兵折将。郑文光被点名批评，而突发脑溢血，虽然还在不竭的关心后辈作家，但是直到去世说话都不利索。

写出中国科幻第一部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叶永烈也被严厉批评。1983年，他在北京香山科幻小说座谈会上颁布颁发“挂靴”，从此转行写人物传记，以后再也没有回归。创作出《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童恩正后来选择了出国，在此之前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被改编成电影，是国内第一部科幻电影。

当时以四川科幻作家童恩正为首，王晓达、贾万超、刘佳寿、董仁威、谭楷等全国12人联名，在《文谭》杂志1982年8月总第四期上颁发《关于科幻小说评论的一封信》，对科幻近乎敌对的讨论提出批评意见。当时正批判叶永烈的《自食其果》，王晓达等几个科幻作家在郑文光北京的家里商量，在还可以颁发科幻作品的地方写了几篇《自食其果》的续篇，以示支持。

王晓达在《追梦人》中提及这段历史时说到，已经过去30多年，被伤了心的叶永烈心中仍有障碍，很少再参加科幻相关的活动，“包罗这次的口述史，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就说‘哎呀，我离开科幻已经很远了’”。身边的伴侣都知道叶永烈对科幻的热爱，同时也理解他后来的选择。

当时的“四刊一报”也相继停刊，在《科幻世界》也难以为继的时候，四川省科协提出，如果想干就要“自寻出路，自主经营，自行组阁，自负盈亏”，“四自”在当时如同科幻小说一样科幻。在童恩正和王晓达等人劝说下，《科幻世界》的编纂杨潇接下了主编一职。

在四川省科普创作协会的组织下，《科幻世界》编纂部通过办笔会、讲座，团结、培养了四川科普界的一批骨干作家。王晓达、吴显奎、张昌余、松鹰、林树仁、刘春和、林少韩、方守默、杨再华、徐清德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中国科幻的首届银河奖也是《科幻世界》和当时还没有停刊的《智慧树》共同举办，到现在银河奖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在银河奖穷的发不出奖金的时候，当时担任成都儿童营养中心、同时也是科普作家的董仁威便给获奖的作家发泡司(一种膨化营养食品)作为奖品。如今，银河奖已经是中国幻想小说界的最高荣誉奖项。

尽管当时《科幻世界》是在勉强支撑，但因为有这样一个平台，使得中国科幻和新一代的科幻作家，再次迎来新的生命。杨潇表示：“科普、科幻川军生命力特强，经得住煎熬，不轻易言败。”

杨潇独自拿下了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的举办权

在中国科幻断代的8年中，虽然也有少量科幻小说颁发，但是，总体来看，出现了集体沉默的现象，董仁威用“在整个科普界，科幻作家基本都退出了，留下的人基本都反对科幻”形容当时情况的严峻。

直到在1991年，四川的《科学文艺》最终改刊为《科幻世界》，并成功地召开了影响力极大的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后，中国科幻才开始复苏的。

英语有限的杨潇独自拿下了1991年世界科幻协会WSF年会的举办权，直到现在这一壮举还被称为科幻圈的传奇。

1989年，因为翻译生病，临时请的留学生翻译不专业，杨潇一气之下，带着英汉、汉英两本小字典独自到了当年会议的举办地——意大利的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她独自到银行换汇、到火车站办票、买意大利地图，然后缩在使馆宿舍紧张地准备“功课”，背那份托人写好的发言稿和邀请书。

“WSF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中国面孔，所有老外都兴奋异常。”在会场之上，完全不知道国际科幻会议怎么开、需要什么手续，甚至在国内应该如何审批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杨潇提出了在中国办会的想法。“无知无私即无畏吧，我就把我们在编纂室里拍脑袋想出来的idea带到了一个国际会议上……狼狈、狼狈极了”，提起这段经历，杨潇多次用“狼狈”这个词形容当时的窘境。杨潇称本身当时是“在国际会议上开了国际玩笑”。

因为听不懂英文，对于外国专家提出关于在中国开会的疑问也是一知半解，但是她只有一个信念，把他们的作品带到好作品稀缺的国内，她用蹩脚的英语反复介绍着：“中国科幻正在起步，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读者，青少年很喜欢科幻，科幻在中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不仅如此，杨潇还拜托参会的专业人士将问题写在纸条上，好让她回去一一准备。接下来的几天，杨潇在科幻界许多外国作家的理解和帮手下，打败了准备充分的波兰和南斯拉夫，博得了WSF91年会的举办权，大会将之定名为“WSF1991成都年会”。

在场的作家称赞杨潇的勇气，称她用一点点英文和决心做成了很大的事情。尽管后来这次大会又经历了种种波折，但是最终在成都成功举办，在成都岷山饭店举办的闭幕式上，WSF当届主席英国出版家爱德华说：WSF1991成都年会是历届年会中最成功的一届。这次会议，吴岩、张劲松、韩松、吴显奎、赵如汉等许多国内年轻的科幻作家也都有出席。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科幻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幻小说又繁荣起来。有了这次经验，1997年的世界科幻大会再次来到中国也就顺理成章。

讲起当时的经历，74岁的谭楷忍不住从座位上站起来，作为世界科幻大会的组织者，讲起了当时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请到了3名俄罗斯和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以及俄罗斯宇航员将中国特有的旋转餐桌带回国的神奇经历。

对于在场的年轻科幻迷来说，这又是一段如同科幻般的故事。那一年，象征着宇宙和未来的宇航员们也确实让一批青少年看到了明星之外的科学之星、科幻之星，开启了追科幻之星的热潮，当时上万名科幻迷参会，对于推广已经没落的科幻更是功不成没，谭楷感叹，“现在必定是请不来了，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在此之后，《科幻世界》的销量也从暗澹的600多册一度上升到近40万册。在这期间，王晋康、柳文扬、星河、何夕、凌晨、赵海红、潘海天、杨平、刘慈欣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涌入这个行业。

1999年，《科幻世界》第七期颁发的《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与当年高考作文题重合，更是提高了科幻在中国的影响力。2000年以后，在科幻世界杂志社副总编姚海军的主持下，《科幻世界》杂志社启动“视野工程”，《世界科幻大师丛书》《世界流行科幻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陆续出版，其中《世界科幻大师丛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套科幻丛书。《中国科幻基石丛书》推出了钱莉芳的《天意》、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等畅销书，将中国的科幻出版从杂志时代推向了畅销书时代。

至此，中国科幻终于再次迎来了黄金期。

与西方的科幻比拟，我们想象的翅膀更加沉重一些

在创业之前，杨枫曾在《科幻世界》工作过13年，提起这次四川科幻人口述史，她也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了解了中国科幻近40年的发展历史。

“这些年，科幻在整个社会中获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们回过头去看看本身的来路是什么样子的，去寻找中国科幻的根在哪里，就能更清醒的明白，为什么中国科幻是现在的形态，也能更清楚的了解存在哪些问题。”杨枫笑了笑说，“与西方的科幻比拟，我们想象的翅膀更加沉重一些，通过四川这十位科幻界功勋般存在的老师的讲解、梳理，当你了解中国科幻经过了哪些高潮、低谷，有怎样的历史，就会明白这其中的原因。”

《追梦人——四川科幻口述史》这本书采访了当时常年在四川工作生活的十位科幻界前辈，包罗了见证四川科幻发展的三代人。当时94岁的中国科普学创始人之一周孟璞是最年长者，不幸的是在接受采访的11天后他就因病去世。除了60多岁的何夕和姚海军，其他也都是七八十岁的白叟。这些人的内心，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科幻。

94岁的周孟璞听说有人要跟他谈科幻了，特别激动。杨枫记得见到周老的时候，他穿着白色的衬衣，蓝色的外套，必恭必敬地坐着等待对方的提问。为了讲述科幻，一位牙齿都没有几颗的白叟激动的睡不着觉。

当杨枫为了照顾白叟们的身体，将问题压缩又压缩的时候，他们却主动要求增加采访的时间，曾经被称为科幻届四大天王之一的刘兴诗专程赶到杨枫的办公室，“半天的时间哪够，我至少要讲一天呢”。

杨枫把消瘦的流沙河比方成没有水分的虾，他在聊科幻的时候滔滔不停。杨枫说：“谈起他热爱的东西，白叟家不仅声音高了起来，眼睛里都闪着光。”结束时，他还意犹未尽的询问：“你们还有问题吗？”

流沙河曾说：“没有想象力的人，是灵魂的残废。”

受访者也纷纷把本身珍藏多年的手抄本、科幻书、老照片等宝物拿出来，不寒而栗地去掉封面，解了包装，供杨枫的团队拍摄……

他们手里的宝物已经泛黄，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依旧走在时代的前沿，最新的科学动态、科学技术，他们都关注着，“身为科幻人，怎么能落在技术后面呢”。

“当他们谈论本身热爱的事业时，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热情特别让人感动。”正是这样一次次的交流让杨枫认为，本身更有责任将这样的一群人、一段历史介绍给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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