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的日常生活会被皇帝监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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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跟皇帝之间是矛盾的存在。官员需要皇帝他们权力，皇帝需要官员协助工作。不过，官员同样恐惧皇帝随时降临的惩罚，皇帝也担心官员对自己的命令充耳不闻，甚至变相对抗。换句话说，官员跟百姓之间出于互相依赖，却互不信任的状态。所以，官员跟皇帝之间，常常存在一种博弈的状态。
但是到清朝时，皇帝开始取得压倒性优势，许多权臣在一纸诏令下，只能束手就擒。清朝皇帝能够做到这点，除了因为皇权大涨外，更在于他们比过去的皇帝更了解官员实际情况。

对于其他朝代的皇帝而言，他们了解官员工作的办法，可以通过考核评价，得出他们的能力水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官员，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实际极为困难。皇帝常年位居深宫，平时可以接触的官员数量有限。
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会依靠御史或特务了解官员的真实情况。但是，特务容易惹人生厌，御史数量较少。所以，想要更大范围了解官员实际情况，仍是非常困难。直到清朝奏折制度推行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奏折也属清朝公文的一种，跟一般公文不同，奏折处理无需经过通政司、内阁处理，可以直接送达皇帝。这是清朝独创的制度。奏折比一般公文保密性更强，正常情况下只有皇帝和上奏折的大臣了解奏折内容。
康熙年间，王鸿绪在奏折中给康熙写道：“臣此密折，伏祈即赐御批密发，并望特谕总管面交臣手，以免旁人开看之患。”

康熙回复：“朕览甚密，无一人知道。"当然，除了皇帝要保密，大臣更要做好保密工作。雍正七年，陕西宁夏道鄂昌给皇帝上奏，报告当地政事民情，雍正回复：”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也不必令知。”
这种严格的保密工作，对于君臣双方而言，都是一个很好的保障。奏折中交谈的内容，范围极广，包括各地情况，政策推行，皇帝也会在奏折中询问其他官员情况，官员也可在奏折中弹劾其他官员。

而且，在奏折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清朝不断扩大权限。考虑到皇帝精力问题，奏折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面向全体官员。
顺治年间，只有部分高级官员有这个权限，到康熙、雍正时，随着南书房、军机处等机构设立，皇帝能处理的公务增多，范围逐渐扩大，四品以上官员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等于说，地方知府也可以向皇帝上奏折。

皇帝也可以通过知府，了解州县官员的情况。如果说过去通过设立特务、御史帮助皇帝了解官员日常生活。那么，在奏折制度推行后，每一个掌握奏折权限的官员，都是天子耳目，随时收集各路小道消息。
雍正十一年，福建漳州总兵武进升给皇帝上奏折说，自己上任后探访得知，前任总兵马召南在任上时，“自署事以来，一切营伍毫无料理，惟知宴会演戏，日以继夜。”

唱戏本是官员私事，武进升举报时又提到，对于下属不顾尊严，脱下官员上戏台给马召南唱戏的举动，马召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附和取乐，恬不为怪”。
雍正收到这份奏折后，立刻批示“此奏朕嘉是览之。中外大臣若肯如此存心，朕若得闻，大小臣工若肯如此存心，朕若得闻，大小臣工孰敢为不法无耻事也。”这份奏折过后，原本已经调任福州副将的马召南被革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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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有权限上奏折的官员，他们不仅可以给皇帝上报同僚下属的事情，也可以举报弹劾上级官员。因为保密工作做得好，所以，官员也敢于举报弹劾。
李卫曾弹劾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田文镜弹劾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鄂尔泰跟张廷玉都是雍正宠信的大臣，如果没有奏折制度保障，官员肯定不会去主动举动，容易为自己引来不必要的灾祸。这两人都是雍正宠臣。

换句话说，对于清朝官员而言，他们除了受到都察院御史的监察，还可能受到同僚下属的监视，从公务到日常生活，都会涉及。
但是，在奏折制度中，对皇帝要求极为严格。当所有事情都集中到皇帝手中时，皇帝也可能会误判，即便是精明强干的雍正，有无法处理好所有问题。而且，并非所有皇帝都像雍正这般勤政，再加上告密风气盛行后，许多人岌岌自危，不敢多言，只求自保。所以，张廷玉才会把“万法万当，不如一默”当作自己的官场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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