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金生
根据1957年10月15日签署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将帮助中国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将交付给中国两个连的岸对航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将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等。
赫鲁晓夫的这一做法赢得了中方的好感,周恩来1958年3月在成都说:“现在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才能无代价地把整个蓝图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毛泽东也第二次走出国门,1957年11月再访苏联,参加苏联四十年国庆庆祝活动,他对赫鲁晓夫说:好花还要绿叶扶,你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们这次就是来扶助你的。因为赫鲁晓夫处处表现殷勤,所以毛泽东的这次访苏,是带着完全不同于第一次访苏时的满意心情回国的。
但之后的中苏关系,却急转直下,先是1958年6月的“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再是8月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下令炮轰金门,事先没有向其通报表示极度不满,看似艳阳高照的中苏关系被突然到来的这几块乌云遮住,并迅速变天。进入1959年,中苏两国的这种战略不信任进一步发展,逐步由相互怀疑走向公开争论。
1959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明确提出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6月,赫鲁晓夫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等为由,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开始批评中国内政;8月,中印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赫鲁晓夫居然不顾与中国的同盟关系,发表声明,对此表示“遗憾”。9月,赫鲁晓夫访美,当他访问归来,带着与美国谈判的成果,相信自己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理想来到中国访问时,可以想见,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氛围。赫鲁晓夫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路线,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而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这种做法是取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降主义”行为,由此两国领导人在释放在押美国人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台湾问题等针锋相对、激烈争吵,最终双方不欢而散,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揭开中苏论战的序幕;1960年7月,正在中国经济困难之际,苏联突然宣布撤回所有的援华专家,撕毁合同,停止对中国的援助。
195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许多国家领导人率代表团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
中苏两国之间的意见分歧,绝非个人的意气或成见,而是集中代表了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对立和冲突。但即便如此,中共仍然以团结为重,毛泽东在1959年会见安东诺夫时说,中苏虽有一些分歧,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中苏不要因为一个指头的分歧影响九个指头的一致。1960年底,刘少奇应邀访苏,两国关系一度出现缓和。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团参加,但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对与中国友好的阿尔巴尼亚大张挞伐,还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宣布苏联将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发展成为全民的国家,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等等。对此,周恩来在大会发言中严厉指责这种使“仇者快,亲者痛”的行径,他不仅在10月19日的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在10月21日更率领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两天后即23日晚即提前离会,启程回国,以示对赫鲁晓夫的不满。此后,中苏双方虽也有沟通,但基本无法弥合分歧,关系每况愈下,终于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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