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朝代，清谈、拜金享乐和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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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和他建立的政权对历史和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这就是司马氏及其建立的晋王朝。司马氏先后建立了西晋 和东晋两个政权。西晋建立于265年，280年灭东吴，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以来百余年的分裂局面。但十年之后(291年)，爆发“八王之 乱”，接着永嘉之乱、五胡内迁，流民起义，全国陷入大混乱。316年，西晋灭亡。西晋共51年，是一个短命的王朝。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偏安的东晋政权。东晋从317年到420年，共103年。以西晋历史为例，从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大权，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晋，再到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司马邺被毒死，西晋灭亡， 司马家族与西晋政权的兴与衰紧密相连，从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政治斗争。研究西晋的兴衰过程，可以深刻、形象地展示“其兴也勃，其亡 也忽”这一兴亡周期律。我们从西晋的兴衰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居治忘危”，司马炎丧失大好局面

司马炎作为西晋的开国皇帝，在即位之初，能够以国事为重，励精图治，实行无为而治的宽松政治，使社会矛盾有所缓解。泰始四年 (268)，司马炎发布诏书：“永惟保皇基，思与万国以无为为政。”意思是，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本意是无所作为，但是运用到治国理念上，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主要是对人民少干扰，轻徭薄赋，不大 兴土木，不瞎折腾，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历史证明，国家在社会动荡之后实行这样的政策，会使社会安定，经济恢 复。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就是因为实行了清静无为的政策。

同年，司马炎又在诏书中提出治国5条原则：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正身”，就是当政者要以身作则，起好作用;“勤百姓”，关注百姓的生活;“抚孤寡”，关心社会上老年人、家里有困难的那些人;“敦本息 末”，这是中国传统的治国理念，“本”指农业，“末”指商业，“敦本息末”就是要重农抑商;“去人事”就是不要把人际关系弄得太繁琐复杂。 为使诏书的精神落到实处，司马炎带头遵守执行。比如，他严禁奢侈。有一年司马炎患病初愈，一些大臣带礼物前来祝贺，司马炎予 以禁止。有一太医向司马炎献上一件雉头裘，精美无比。可司马炎不但没有接受，反而非常生气，一怒之下当众焚烧于殿前。并下令：朝 廷内外再有人敢这样做，一定以罪论之。司马炎这样做，不排除作秀之嫌，但是对社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好作用。

司马炎在位期间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发动灭东吴的战争，实现了天下归一，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发动的灭东吴战役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西晋是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史中唯一的一次全国统一。国家的统一对于民族凝聚力的汇集和民族融合的发展有重要推动作 用。

然而，在国家统一的大好局面下，司马炎开始飘飘然了，滋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生活上由提倡节俭开始奢侈腐化，上行下效，西晋 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官僚大臣争相贪污敛财，炫富比富。社会风气变得腐败不堪，西晋王朝沦落为历史上最腐败的政权之一。

奢侈、拜金、清谈严重腐蚀社会机体

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 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 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极尽奢华，纵情声色。有的讲究 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每天吃的费用多达一万钱。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他居然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其子 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 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 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 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 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着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 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 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 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 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 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 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 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 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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