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称帝失败, 除了天下人反对, 最关键的是被这三个人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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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的演化，大致可以看成是君权与相权（含外戚、宦官）、中央与地方、地主与农民这三对矛盾交织发展的结果，君权虽然高于一切，但往往只在初坐江山时很强势，而传到四五代后，如果没有中兴之主，君权往往有旁落的可能，如明朝虽然解决了丞相，却被大宦官王振等弄权；封建制度的本质就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二元对立，当土地兼并严重，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时，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等凶年就会有人揭竿而起，而且是一发不可收拾。大致来说，君权的旁落大多发生在一个朝代的中后期，而阶级矛盾激化只会是朝代的末期，唯一与之不相同的是“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大多发生在建国前两代君王时期。

我国历来都是强调团结、统一，其核心意思就是地方不能出现有悖于国家利益的个人或集团，这也符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思维惯式。所以当地方出现实力雄厚，并且威胁到皇帝地位的人时，皇帝往往会采取“削藩”的策略，也就是削去他们的兵权、而保留经济上的特权，这一升一降自然就达到了巩固君权的目标。不过，很明显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乖乖地放下兵权，俯首称臣。这些藩王，要么是建有功勋的将相、要么是皇室贵族，富贵对他们来说唾手可得，所以世间唯一的皇位才是终极追求。

在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削藩大致有四次，一是汉代汉景帝重用晁错，想要剥夺藩王封地，结果削藩令一下就出现了“七国之乱”，汉景帝杀晁错以安抚七国都无济于事，结果只能是一场混战，直到汉武帝实行推恩令后，才算从根本上解决了汉代的藩王问题。唐朝昌盛时，建立了节度使制度，后来不断演化节度使成了一方军政大员，到了唐后期，四位皇帝连续削藩，也没能成功，最终唐朝走向覆灭。而明朝建文帝意欲削藩，却被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直接把建文帝赶下台了；到了清朝，康熙三藩之乱，也是一场战争。由此可见，削藩几乎避不开战争。

朱棣

到了民国时，历史怪圈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倚仗自己训练的新兵逼迫清帝逊位，成了临时大总统，并在形式上逐渐统一了全国。不过，此时的国内并不是只有袁世凯一支力量，南方的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力量还是不容小觑，到了1913年底，宋教仁更是差点成了内阁总理。

宋教仁

种种势力的“搅局”，让袁世凯着手开始“削藩”，他先拿孙中山等人的根据地下手，把广东、安徽、江西三地的都督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免了职，于是南方革命军与袁世凯之间不可避免地打了起来，而其它地方的“藩王们”也趁机响应，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孙道仁、江苏的黄兴、四川的熊克武等人纷纷发难。好在袁世凯到底有所准备，很快就取得了“削藩”第一回合的全胜，把这些地盘都换成了自己的心腹。

袁世凯

不过，在削藩的第二回合中，袁世凯表现并不如人意。他在1913年时，分别召见了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湖北的黎元洪以及云南的蔡锷，这些人都是当时响当当的人物，所以也都明白袁世凯心里的小算盘。

张作霖来到北京，见了袁世凯立即三跪九叩，还说出了“我不知道什么是大总统，我就知道大总统就是皇帝”的名言，而且还表现出对袁世凯金表及美色的贪恋，这才让袁世凯以为张作霖只不过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阎锡山见了袁世凯，先是90度鞠躬，而且坐着也不敢正眼看袁世凯，双腿战战兢兢地发抖，后来干脆直接下跪磕头，行君臣礼，这才得以回到山西老巢。而蔡锷、黎元洪两人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称帝、拥护共和的情绪，自然就被袁世凯封了虚职高官，在北京圈养起来了，在圈养中蔡锷似乎开窍了，开始迎合袁世凯，最终得以逃脱，回到云南。

后来，当袁世凯准备称帝时，这几个人成了竟然成了引爆全国的定时炸弹，蔡锷在云南起兵，“胸无大志”的乡下人张作霖在东北兴兵，瞬间就把袁世凯精心策划的登基盛典打得稀巴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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