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寻梦录——开封考古之旅（四）

迷城浪子滚出DZ

“繁塔”与“三贤”

诗曰：塔影村光树半山，禹王台外望三贤；中原已逝风流事，且把鸦声作管弦。

繁塔在开封市区的东南，“繁”要读“bo”或“po”。先以为，旧时其地多繁姓，有繁台，故如此发音，后来查资料，才明白宋朝人是发不出“f”这个音的，所有的“f”音都读“p”或“b”，所以“繁塔”的名称居然是一个保留了一千年的古音。只是有点好奇，既“f”都读“b”“p”，那听古人说话一定很有意思，“你很烦”成了“你很婆”，“吃饭”会是“吃破”----这都不是问题，那“拂起你的面纱”变成“bo起你的”，“fuck”是不是要读“勃客”……

从地图上看，繁塔还是在市区，毗邻禹王台公园。我们沿着东城墙向南行，一开始还是城市的样子，一穿过铁路，又是农村，其“脏乱差”比昨天所见更甚。此地曰繁塔村，穿过村中的小胡同，繁塔就在眼前的土坡上，它粗矮的样子像个碉堡，被不高的围墙围着，墙外有几棵还算是古老的树，坡上则是新树杂立，可惜是冬天，老树新树都是一付凋零的样子。附近到处是垃圾，繁塔村像个拆迁村，几个村民好奇地望着我们这些远客，大概是“这地方有什么好看”的意思。繁台南面看似有个工厂，应是被拆迁了，一座破楼房上有几个挥镐的身影。北面是城区，灰暗的平房密密麻麻，偶尔有从高架铁路桥飞驰而过的白色动车，为这个城市划过一道难得的现代的痕迹。

繁塔周边的环境太差了，估计这几年整治了

这土坡就是繁台了。当年甚有名，原是很高的，宋石曼卿诗云“台高地迥出天半，了见皇都十里春”，可见一斑。宋人清明踏青喜欢来此，“繁台春晓”也是汴京八景之一。其实古今的变化也不必总去感慨，看多了也就习惯了。我们由塔院朝东的小门进去，有看门人，亦售门票，是日我们是唯一的游者。进门见塔为六角，四壁雕刻着无数小佛像，高三层，下粗上渐细，顶部为平台，立一小塔，甚为古怪。同行的王兄刚介绍一句“此塔的底部被埋在地下了”，看门人就站出来反驳，尽管王兄有资料证明，但在人家地盘，也不好说什么。此塔据说建于北宋开宝中（968—976），是目前开封最古的建筑，旧有九层，但千年沧桑之下，如今只剩下三层。至于塔是否有被泥沙埋下的部分，还真说不清，因为塔过去是在山上，洪水不一定淹过它，有资料说其底部被埋，未必是塔的主体部分。明人李梦阳言“明初铲王气，七级去其四”，这是指建文帝削藩废周王、削繁塔以“铲王气”的故事，看来当时已经变成七层。而只剩三层不美观，所以在塔顶砌了一个小宝塔，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塔可以攀登，塔内有石砌的楼梯，颇陡，黑乎乎地，爬上去很费劲。每层的塔壁上雕满了佛像，多是宋人的作品，可惜不少佛头被敲掉了，也不知是毁于古代还是“文革”。由于无灯，只能借着从小门透过的外面的光亮欣赏，而笔者不通此道，只是看个热闹，倒是“敲佛头”的故事让我产生无限遐想。

繁塔内的佛教雕刻

比起这“碉堡塔”及其周边糟糕的环境，在东面与繁台相对的禹王台更令我神往。那是著名的“古吹台”，相传是春秋晋国音乐家师旷演奏的地方。当然，最出名的还是李白、杜甫、高适“三贤”的故事。那是天宝三年（744年），正是大唐盛世的顶峰，诗坛的新秀李白、杜甫同当时的泰斗级人物高适同游汴梁，登高赋诗，留下千古佳话。可惜的是，不能确定三位当时所作的诗，否则又是千古文坛佳话。李白没有关于吹台的诗作，而高适有《古大梁行》，咏的是魏王宫殿遗址和吹台。老杜则有追忆之作，《遣怀》中有句：

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

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

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这倒是三人同游的确凿证据，《新唐书·杜甫传》记录这个故事，恐怕也是从此诗中挖掘出的。无论如何，吹台诗不能与老杜、高适、岑参、储光羲等《登长安慈恩寺塔》之名作而论，只能遗憾这三位大诗人辜负了开封，或者是开封没有保留杰作的运气。此外，明人的《东京遗迹志》和清人的《宋东京考》都说汉梁孝王的梁园也在此地，梁园固然有名，历代文人之胜地，《滕王阁序》中的“睢园绿竹”即指此地，然梁王的封地在商丘，不可能跑到开封建园，因此梁园在禹王台一带的说法是错误的，大概是后人将“梁王”和“大梁”想当然地联系上了，读史不可不慎啊！

今天的“三贤祠”也好，古吹台也罢，统称为“禹王台公园”，那是后来开封的水灾大了，明朝时建禹王庙镇水，遂改今名。然而，望着对面的“三贤圣地”，我们却由于时间的关系而不能至了。不过吹台也有可能是我们脚下的繁台，至少明以前的文献都认定这里。据说开封市正在规划此地的景区旅游，打算以繁塔为中心，建一个大景区，眼前的拆迁工作就是序幕。天幕昏昏，日色沉沉，无论是繁台还是吹台，都是残冬未了、野寂无人的景象，让人思古之余，又不免怀抱希望。咏不出“三贤”的作品，倒是想起了岑参游梁园的一首诗，借到此地，更能打动我这远客：

“梁园日暮乱飞鸦，极目萧条三两家；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

“城市的兴衰”

诗曰：客来翻唱大梁歌，莫道兴衰凭一河；沙上年年春草绿，岂识人事更蹉跎。

一个城市的兴起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集合。地利是地理条件，人和是政治条件，只有“天时”有些虚，姑且用运气来解释吧！开封的兴起即如此。战国初，魏惠王从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未必是躲避秦国，而是有逐鹿中原的雄心，而开封这个张仪所言“魏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限”的地方，是符合当时的形势的。魏大梁城大致在今天开封市的西北一带，遗迹已难找了。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围攻大梁，引河水灌城，最终城陷魏灭，这是开封第一次辉煌历史的结束。随后的汉、晋、北朝时期，开封的地位下降，只是作为陈留郡的一部分，直到隋唐以后，随着大运河的兴修和使用，开封的地位才越发重要起来。

隋唐的大运河是经过开封的，由于它“襟带河汴，控引淮泗”的优越位置，在这条“国家命脉”上起到了一个枢纽的作用。由于关中地区不能自给粮食并依赖运河，在唐代的中后期，政治重心已随着经济的压力而东移，至五代时，选择汴州作首都已是历史的必然。不过，那时的开封作为中国的首都还具有临时性质，毕竟人们在感情习惯上更喜欢洛阳，而开封“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的地理位置，让一些具有军事眼光的政治家心存疑虑，宋太祖赵匡胤就是一位代表。

赵匡胤是在洛阳长大的，对其有感情，但他更看重洛阳的险要地势——要知道，在冷兵器时代，地利的确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五代乱世，王朝短命，但有四个朝代都选择开封为都。而宋朝建立之始，赵匡胤的眼光和抱负自然不比前代，他提出建都洛阳是为帝国长远的利益而打算的。但他的想法受到了晋王赵光义为首的许多大臣的反对，原因就是洛阳没有粮食、不通运河，养不起“八十万禁军”，选择它，就是回到了唐代军事制度，会造成藩镇割据。这些理由是很现实的，即使赵匡胤仍然用国家的长久利益来应付，晋王的一句“在德不在险”又让他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开封作为东京，洛阳就变成西京，南边的应天府（今商丘）作南京，后来仁宗时与北方的辽国有领土纠纷，为了表示不退让，又将河北的大名府设为北京，这就是北宋的“四京”。

然而，国家的安全真的取决于“在德不在险”吗？大道理是不错，但后来征服辽、宋的女真人又有什么“德”？在历史上，野蛮征服文明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果北宋的首都设在洛阳，凭借地利，至少“靖康之耻”式的崩溃不会那么快，当然，这是假设了。不管怎样，出于“人和”的需要，“天时”垂青于开封，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城市，但它的王牌仍然是“地利”，不是固若金汤的城防，而是四海交通的枢纽。它必须感谢水——运河、汴河，这些水带来的便捷，成就了它的历史地位；它也必须敬畏水——它的命运最终决定在北面的一条大河的身上；它更必须诅咒水——那条无法控制的水，最终让自己走向了末路。

开封的命运转折在元代以后。宋、金以前，黄河的河道在封丘以北，距东京约50里，不影响城市的安全。但元代以后，河道逐渐南移，水患的威胁愈发严重。到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黄河决原武县（今黄河北的原阳县），向东南流经开封东北5里处，遂成大河，自此黄河与开封就如影如随了。洪武三十二年，大水首淹开封，随后就是常客了，仅从1390年至1410年，大水就6次灌城，这个城市已经不再适合当政治中心了。

黄河自古就是“害河”，但水患的记录，肯定是距今越近越频。它的危害来自于“悬河”特征，抛开黄土高原先天不足的地质条件，上中游地区由于人类的活动导致的林木稀少，也是重要的因素。史念祖先生著有《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一文，对此现象有很详细的考证，笔者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如果上中游的环境保护好些，近古以来下游的水患也会相对轻些。只是，“悬河”的泥沙不是一年积累出来的，环境恶化也非在一天内爆发；唐宋的破坏明清人受之，而其它朝代导致的恶化，又不知轮到哪代子孙倒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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